高善文因癌症去世后，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直言不讳的中国经济学家质疑官方GDP数据后去世。”不知道的人读到这里，恐怕会以为高善文是因为“质疑GDP数据”而死的。一个“后”字用得极其刁钻——它不说“因”，不说“果”，只是把两件事并列一放，让读者自己去联想。

这是典型的西方媒体话术：字面上什么都没说，意思上什么都说了。你要是质问它，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只是陈述事实”；你要是被它引导了，它又可以心安理得地说“那是你自己理解的问题”。可高善文的离世分明是一场不幸的疾病，不是什么“质疑数据后的后果”。

《金融时报》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它们仍然选择把这句话写进标题，因为它们的读者期待看到这样的叙事——一个敢于“挑战官方”的经济学家，最终“消失”了。语焉不详，但意味深长。他们不需要真相，他们只需要读者按照他们写好的剧本去联想。

这已经不是新闻，这是情绪引导，满篇都只看到起舞的节奏。

高善文的观点固然有争议，但那是学术范畴的事，他的离世本应是一个学者的告别，却被《金融时报》生生包装成了一场政治隐喻的素材。把一个死于癌症的人，活生生写成一个“死于体制”的人——这种无耻，已经超越了新闻伦理的底线，直奔意识形态宣传去了。

我们不是不知道西方媒体有多坏，但坏到这种地步，还是让人感叹：他们连一个死人都不肯放过。不是因为他们关心高善文，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高善文成为一个“祭品”——以此证明“中国威权”。至于高善文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死于什么病、他的家人愿不愿意被这样利用，通通不重要。

他们不是在报道新闻，他们是在制造新闻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