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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账面一千二百多万两,实际清点只剩不到三百万两——九百多万两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国库账面一千二百多万两,实际清点只剩不到三百万两——九百多万两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这是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刑部尚书惟勤等人盘查户部银库后递上的奏折。精确到厘:账面应存12182116两,实存2929354两,亏空9252762两。道光看完朱批了八个字:"朕愧恨忿急之外又将何谕。"

这个皇帝出了名的抠门。穿打补丁的龙袍,吃饭不许超过四个菜,为了省灯油连奏折都不舍得多点一根蜡烛。结果省了一辈子,国库里的银子早被人掏空了,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事情的导火索其实很小。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一个叫张亨智的商人为儿子捐纳知州,送了十一袋银子共11474两进户部银库。他弟弟张诚保恰好在库里当差,负责过秤报数。张诚保趁着现场人多嘈杂、天色将晚,故意错报袋数,把十一袋只报了七袋,漏下的四袋趁乱运出。

这本是一桩小舞弊,偏偏分赃不均,其他参与的银号管事没捞到好处,一怒之下联名告发。道光帝下令彻查,结果一查,把四十三年的窟窿全翻出来了。

户部银库自嘉庆五年起就没有彻底盘过库。库丁的岗位世袭,多是八旗子弟,进出银库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叫"四两平"——每收一百两,多收四两,两两归库丁,两两归库官和查库御史。查库御史来查库,库官要献规银三千两,仆从门包三百两。四十三年下来,这套陋规把账面和实存之间的缺口越撑越大,直到再也遮不住。

道光震怒,下令追责。从嘉庆五年到道光二十三年,凡是担任过管库司员、查库御史的,一律查明革职,已故者追查子孙。赔偿标准定得很细:历任库官和查库御史每月罚赔一千二百两,已故者减半;管库王大臣每月五百两;查库王大臣每次六千两,已故者减半。被列入赔偿名单的官员多达三百二十余人。

死了也别想跑。

执掌军机处十四年的曹振镛,是道光最倚重的大臣,此时已经去世。按制度算下来,他名下应赔两万余两,减半后由儿子承担。儿子勉强凑了一万多两,还没交完就病死了,剩下的债转到孙子头上继续追缴。

曹家这个结局已经算是体面的。更棘手的是活着的人。

穆彰阿当时是军机处首席大臣,同时还担任管库大臣,算在他头上的赔款超过十万两。这个数字让他陷入两难——门生弟子倒是很快替他凑足了银两,但穆彰阿迟迟不肯痛快交出去。凑得太快,等于告诉所有人他家里有这么多钱,那这钱是哪来的?于是他一拖再拖,直到道光二十四年才把尾款交完。

潘世恩是军机大臣,当年查库两次都没发现问题,被认定失察,罚银一万二千两。

还有一个细节更荒诞。甘肃布政使程德润,自己要赔一万四千四百两,直接把这笔钱摊派给了下属。追责的代价,最终还是落到更底层的人身上。

道光二十四年,御史祝庆藩上疏说了一句话,把这场追缴的结局说透了:"前此库亏九百余万,经刑部监追,至今赔交不足三十万两,已属无法可施。"

追了整整一年,九百多万两的亏空,只追回来不到三十万两。

此后历时约六年,各级官员和库丁合计追缴约一百五十万两左右,加上朝廷另行筹措的弥补措施,最多也就凑了三百多万两。剩下的六百多万两,就这么永久地消失在了账面上。

道光一辈子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那点银子,填不上这个窟窿的零头。制度的漏洞不堵,皇帝再抠也是白费。更何况,那些每月罚赔一千二百两的官员,当年每年从陋规里捞走的,又何止这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