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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长工7年守望无职,1975年致信毛主席,朱老总:我替你转交 1975年的秋

何长工7年守望无职,1975年致信毛主席,朱老总:我替你转交 1975年的秋意已经漫进了江西峡江的五七干校,75岁的何长工攥着一封写了三遍的信,指腹把信纸边缘磨得发毛。这七年,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有“劳动改造”的身份,头顶骨被打塌过一块,三根肋骨在批斗中打断,右腿也跛了,但他藏在被褥下的,还有当年毛泽东亲自为他改名时的嘱托——“为民众扛一辈子长工”。 没人比何长工更懂“长工”这两个字的分量。1927年秋收起义后,是他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辗转千里在韶关找到朱德,促成了朱毛会师的伟业;是他设计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色旗面上的镰刀斧头,映亮了井冈山的道路;抗战时期,他在抗大培养出数万名军政人才,连航空、坦克学校都是他一手创办。 可从1968年开始,这些功绩都成了“罪状”,他被下放到干校,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夜里就着煤油灯翻看马列著作,笔记写了厚厚五本。 他不是没有抱怨过,却从没想过放弃。干校的田埂上,他走路一瘸一拐,却总在休息时给年轻学员讲井冈山的故事,讲宁都起义时如何改造起义部队,讲长征路上如何掩护主力突围。 有人劝他“认命吧,都七十多岁了”,他却摇头:“革命不是挑担子,累了就能放下,国家还乱着,我躺不住。”1975年的消息让他看到了希望,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全国都在盼着恢复秩序,他知道,自己该站出来了。 这封信,他写得格外郑重。第一遍写得太激动,字迹潦草,他撕掉重写;第二遍顾虑太多,言辞委婉,又不满意;第三遍,他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就着窗外的月光,一笔一划写得恳切:“主席,我虽年逾七旬,身有旧伤,但脑子没糊涂,手脚还能动。抗大的办学经验我没丢,地质勘探的门道我没忘,愿再为党和人民扛一次长工,哪怕只是整理军史、培育后辈。” 信写好后,他犯了难。七年无职,他早已没了直接上书的渠道。思来想去,他想起了并肩作战半个世纪的朱德老总——当年在井冈山,是他带着部队迎接朱德上山;长征路上,两人曾在雪地里共吃一把炒面。他托老部下把信辗转送到北京,心里却没底:老总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会不会忌讳这种“敏感”信件? 可他没想到,朱德收到信的当天就拆开了。老花镜滑到鼻尖,老总逐字逐句地读,读到“愿再扛一次长工”时,眼眶红了。 他太了解何长工,这个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革命者,一辈子没为自己争过什么,当年攻打长沙,他率先入城解救被捕同志,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却被敌人杀害,他也只是擦干眼泪继续战斗。 老总当即在信上批示:“长工同志是我党元老,有功于革命,应予启用”,随后让人立刻转交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信时,正在病榻上批阅文件。他还记得这个当年在长辛店做工的年轻人,记得他冒着生命危险联络朱德的壮举,记得他在地质部和李四光一起勘探矿藏的付出。看完信,毛泽东微微点头,说了句“长工是个好同志”,当即同意恢复何长工的工作。 消息传到干校时,何长工正在地里种油菜。通讯员跑过来喊他,他手里的锄头“当啷”掉在地上,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浑浊的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却笑着说:“你看,我说过,党不会忘了我们这些老长工。”1975年10月,他接到调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重新站上了讲台。 回到北京的那天,他没先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军政大学。走进熟悉的校园,看到年轻学员们挺拔的身影,他想起了当年在抗大的日子。 他拄着拐杖,走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把整顿教学秩序的建议写了满满三页纸,从课程设置到师资调配,事无巨细。有人劝他“歇一歇,颐养天年”,他却摆摆手:“七年的时间都耽误了,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得抢回来。” 后来有人问他,七年无职,有没有恨过?他指着自己的跛腿,指着头上的疤痕说:“这些伤是疼,但看着国家越来越好,比什么都强。”他在军事学院任职期间,整理了大量党史军史资料,还为许多蒙冤的老战友作证平反,就像当年有人为他转交信件一样,他也在为别人撑起一片天。 何长工的七年守望,守的不是官位,是信仰;他写的那封信,装的不是诉求,是担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太多像他一样的老革命家,即便身陷困境,也从未放弃对党的忠诚。 朱老总的一句“我替你转交”,转的不仅是一封信,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信任与默契,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风骨。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