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农民杨大发和妻子吵架，争吵中，妻子突然大喊：“你再说，我把你的黑历史捅出来！人民政府到处捉特务，不信你不怕！” 那天傍晚，灶膛里的柴火快灭了，锅里的玉米糊糊还冒着热气，杨大发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妻子王桂英正收拾着碗筷，嘴里的埋怨就没停过。“人家隔壁老李家都借到粮了，就你窝囊，去公社说了三回，连半袋红薯干都没要回来！”王桂英把碗重重放在案板上，瓷碗碰撞的声响在土坯房里格外刺耳。 杨大发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闷声说：“公社也缺粮，你咋不替人家想想？”这话彻底惹恼了王桂英，她叉着腰站在灶台边，嗓门一下子提了起来：“我替别人想，谁替咱想？娃们都三天没吃饱了！你倒好，天天蹲这儿抽烟，除了这点能耐，你还有啥？” 争吵像柴火添了油，越烧越旺。杨大发也来了气，站起身要跟她理论，没成想王桂英急红了眼，脱口就喊出了那句狠话。这话一落地，杨大发像被人抽走了力气，刚直起来的腰瞬间弯了下去，手里的烟锅“当啷”掉在地上，滚出老远。 王桂英也愣了，她只是气昏了头，随口捡了句最狠的话想噎住他，没料到丈夫反应这么大。杨大发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声音带着颤：“你……你咋能说这话？那不是黑历史，更不是特务……” 邻居张婶听见动静，隔着土墙喊了声“别吵了，娃都吓哭了”，杨大发这才猛地抬头，眼里满是慌乱，赶紧起身把房门拴上。他走到炕边，看着两个缩在被窝里、眼睛瞪得圆圆的娃，又回头看向王桂英，语气软了下来：“那事不是你想的那样，1943年那会儿，我是被伪军抓去的，不是自愿的。” 原来，杨大发老家在河北，1943年日军扫荡，村里男丁要么跑了，要么被抓。他当时才18岁，躲在柴房里被伪军揪了出来，逼着去据点里做饭。“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夜里偷偷给八路军送过两回粮食，都是趁伪军睡熟了，绕着山路走十几里地送的。”杨大发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后来据点被八路军端了，我怕说不清，就跟着逃难的人来了陕西，这事儿从来没跟人提过，连你也是刚嫁过来时，我含糊说过一句‘以前在老家遭过罪’。” 王桂英站在原地，手里的抹布忘了拧干，水顺着指缝滴在地上。她嫁过来五年，只知道丈夫是逃难来的，从没想过还有这么一段经历。“那……那你咋不跟公社说清楚？”她小声问。杨大发叹了口气：“咋说？我说我给伪军做过饭，又说我帮过八路军，谁信？万一被当成特务抓了，你们娘仨咋办？” 这话让王桂英心里一紧，她走到丈夫身边，蹲下来捡起地上的烟锅，轻轻擦去上面的土：“俺不是故意的，俺就是气糊涂了，不该说那话。”杨大发接过烟锅，没再说话，只是重新装了烟丝，却半天没点着——他的手还在抖。 没成想，第二天一早，公社的干部李同志就来了。原来张婶昨晚听见“特务”俩字，心里犯嘀咕，又怕出事，就悄悄去公社说了一声。杨大发看见李同志进门，腿都软了，倒是王桂英先反应过来，拉着李同志就说：“同志，俺昨天是吵架胡说的，俺家老杨不是特务，他是好人！” 李同志坐在炕沿上，看着神色紧张的夫妻俩，笑了笑说：“别慌，我就是来了解情况的。张婶说了你们吵架的事，我寻思着可能有误会。”杨大发这才慢慢把1943年的事说了出来，从被抓去做饭，到偷偷送粮食，再到后来逃难，每一个细节都没落下。 李同志听得很认真，还不时问几句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你说的那个据点，是不是在河北邢台的张庄？”杨大发愣了一下，点头说“是”。李同志一拍大腿：“我知道！1943年冬天，咱们八路军确实端了那个据点，当时还有个炊事员帮着送情报，说据点里的粮食藏在哪儿，后来人没找着，原来就是你啊！” 这话让杨大发愣住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原来当年他送粮食时，跟八路军的小战士说过据点里的情况，没成想还被记着。李同志拿出笔记本，记下了杨大发的经历，又说：“你这不是黑历史，是为革命做过贡献！回头我跟公社说一声，把你的情况备案，以后别再提‘特务’那茬，都是误会。” 临走时，李同志还从包里拿出半袋玉米面，递给王桂英：“公社知道你家缺粮，这是给娃们的，以后有困难直接找我，别再吵架了。”王桂英接过玉米面，红着脸说：“谢谢同志，俺以后再也不胡说了。” 那天晚上，杨大发做了玉米饼，娃们吃得狼吞虎咽。他看着妻儿，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后来公社还把他的事迹在村里宣传了，说他是“隐蔽的帮手”。杨大发常跟人说：“那会儿就怕被误会，现在才知道，人民政府不冤枉好人，有啥事儿咱得说清楚，别藏着掖着，更不能像俺媳妇那样，急了就说狠话，差点惹了大麻烦。” 那个年代，“特务”两个字带着沉甸甸的分量，人们对这类事格外警惕，也正因如此，一句气话才会让杨大发慌了神。可也正是这份警惕背后的公正，让误会得以澄清，让普通人的委屈有处诉说。 杨大发的经历，藏着那个年代普通人的谨慎与善良，也藏着人民政府对百姓的体谅与负责——不凭一句气话定是非，只凭事实辨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