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年吧，突然一对夫妻，带着个孩子来找我，我刚参加工作，所有亲朋没人来"打扰"我，这三个人，突然来找我，不知有什么事？我问他们，男的说，他们路过我们这里，身上钱被偷了，午饭也没吃。男人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女人则紧紧搂着怀里约莫五六岁的男孩，孩子眼睛直勾勾盯着我桌上吃了一半的烧饼。 八六年的春天，好像比往年冷一点。我刚在镇政府办公室坐稳，桌上的搪瓷缸还飘着新茶的热气，窗台上那盆仙人掌刚冒了个嫩尖——那是报到时同事送的，说“镇里风大，养点泼辣的”。 突然门被推开条缝，探进来半张脸。 是个男人，三十来岁，穿件灰扑扑的中山装，袖口沾着泥。后面跟着个女人，蓝布褂子，怀里紧紧搂着个孩子。三个人站在门口，像三棵被风吹得发僵的麦子。 “您……您是这里的同志吧？”男人声音有点哑，往前挪了半步，喉结在脖子上滚了滚，“我们……我们路过这儿，包里的钱，刚在车站被偷了。” 我愣了一下。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刚从学校出来，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刚上班，啥也不是”，没人来“添麻烦”。这三个陌生人，倒像是算准了时间似的。 女人没说话，只是把怀里的孩子搂得更紧了些。孩子约莫五六岁，头发有点黄，眼睛很大，黑葡萄似的，却不看我，也不看男人，就盯着我桌上那个吃了一半的烧饼——芝麻粒沾着点辣椒油，边缘烤得有点焦，是早上在巷口买的，没吃完就匆匆来上班了。 我刚上班没几天，工资还没发，抽屉里只有两块三毛钱，连自己都得省着花——这钱，给还是不给？ 男人还在说，说他们从乡下来，要去县城看亲戚，现在连午饭都没着落。女人的手在孩子背上轻轻拍着，一下，又一下，像是在哄，又像是在按住什么。 我忽然看见孩子的小手——指甲缝里有点黑泥，却干干净净地蜷着，没去碰妈妈的衣服，也没哭闹。就那么定定地看着烧饼，嘴角好像动了动，又抿紧了。 “饿了吧？”我没等男人说完，抓起桌上的烧饼，又拉开抽屉，把那两块三毛钱捏在手里。走到门口时，孩子的眼睛终于抬起来看我，亮得像淬了光。 “这个你先吃。”我把烧饼递过去，孩子没接，怯生生地往妈妈怀里缩了缩。女人这才抬头，眼眶有点红：“这……太谢谢了，同志，我们……” “钱拿着。”我把钱塞给男人，他的手很糙，全是老茧，捏着钱的时候抖了一下。 他们走的时候，孩子忽然从妈妈怀里探出头，举着啃了两口的烧饼，含糊地说：“谢谢叔叔。”芝麻粒粘在他嘴角，像颗小星子。 后来同事知道了，拍着我肩膀笑：“你呀，八成是碰上骗子了！现在这种‘钱被偷’的把戏多着呢。”我没说话，只是想起孩子盯着烧饼的眼神——那不是装的，饿肚子的眼神，我小时候在乡下见过太多了，像小猫盯着鱼干，直勾勾的，带着点可怜的急切。 那时候我刚工作，每月工资三十七块五，自己省吃俭用，连买本《读者文摘》都要犹豫半天。可那天看着那个孩子，突然想起我妈常说的：“人这辈子，谁还没个难的时候？能帮一把，就别冷了人心。” 那天下午，窗台上的仙人掌好像又绿了点。 后来我再没见过那家人。只是偶尔路过巷口的烧饼摊，闻到芝麻和炭火的香，总会想起那个八六年的春天——想起男人滚动的喉结，女人发颤的手，还有孩子嘴角那颗亮晶晶的芝麻。 现在遇到路边求助的人，我还是会多看两眼。有人说“别傻了”，我就笑笑——或许真有骗子，但总有些眼神，是藏不住的；总有些饿，是装不出来的。 就像那个孩子，他没说“我饿”，可他盯着烧饼的样子，比任何话都让人心里发紧。 那天剩下的半块烧饼，我没再吃。下班时包好，放在了办公室门口的石墩上——万一，还有别的“路过”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