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他娘的绝了。 人家军舰开到家门口，炮口都快怼到脸上了，第一反应居然是：快，翻箱倒柜，看看还有多少钱能赔给人家！ 说白了，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就是把“窝囊”二字刻进了骨子里，所谓的和平根本不是谈来的，全是用白花花的银子堆出来的苟安。 这种放在今天想起来都能气到发抖的操作，在当时的晚清却成了常态，你以为是朝廷真的没脾气？不是没脾气，是没底气，手里的枪杆子软，腰杆自然挺不起来，面对带着坚船利炮的洋人，除了掏钱求饶，似乎找不到第二种应对方式。 而历史的账本，每一页都透着股血腥味儿，随便翻开一页，都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 要说这底气是怎么没的，先看手里的家伙事儿，清朝闭关锁国锁了上百年，外面早把火器玩得炉火纯青，清军还拿着明末传下来的鸟枪，射程连一百米都不到，人家英军的贝克步枪能打三百米。 水师战船最大的才装十门炮，英军的战舰随便一艘就载七十四门，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抗，后来搞洋务运动练新军、建海军，看着像那么回事，其实全是花架子。 指导思想就错了，总觉得中国的制度比洋人强，就差几件好武器，抱着 “中体西用” 不放，根本不敢碰骨子里的弊病。 陆军换了新式枪炮，却还用冷兵器时代的老战术，炮兵工兵都没单独成建制，后勤更是一团糟；海军分成南洋北洋，各归各的督抚管，把舰队当自家私产，打仗的时候根本调不动，威海卫战败后，居然还有人跟日军说 “广丙舰是广东的，跟这场仗没关系”，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 军队不行，根子在朝廷的腐败，乾隆晚年就有八成督抚不干净，到了晚清更是烂透了，官员上任先问缺分肥不肥，根本不管百姓死活。 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回乡，光扛行李的夫役每天就过六七百，走了十天还没走完，随从加上家属近三千人，当地接待一次就花了一万多两白银。直隶总督桂良巡查工地一次就收三万两贿赂，候补官员不送五百两连官都做不了。 这么一群贪官污吏，把军饷当肥肉，把公款当私产，北洋水师的经费都被慈禧挪去修颐和园了，士兵每天军费才三分银子，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有战斗力？ 打仗的时候调兵速度比英军慢五倍，粮草供应跟不上，新兵招来没训练几天就往战场上推，一见到洋人的炮火掉头就跑，手里的新武器全成了敌人的战利品。 经济上早就被榨干了，根本没本钱跟人硬刚，闭关锁国搞一口通商，十三行垄断贸易，茶叶出口价翻好几倍，钱都进了官商口袋，朝廷财政没捞着多少好处。 更要命的是鸦片走私，1830到1839年每年外流五百万两白银，相当于朝廷十分之一的收入，银钱比价从一比一千涨到一比一千六，普通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本来就穷，打一次仗赔一次巨款，赔钱的窟窿只能靠搜刮百姓填补，种地的、做小买卖的，家底都被掏空了，有的地方甚至卖儿卖女凑税银，国家经济成了恶性循环，越赔越穷，越穷越打不过，越打不过越得赔，最后形成死局。 思想上的僵化比武器落后更可怕，整个社会都沉在旧梦里，觉得祖宗之法不能变，连林则徐组织翻译外国报纸都被弹劾 “擅通夷语”。 修铁路被说成破坏风水，架电报被传成用死人灵魂发电，老百姓跟着起哄，官员跟着阻挠，稍微有点新思想就被当成异端，朝廷上下捂着眼捂着头，假装看不见世界的变化，等洋人打进来了，才发现除了掏钱求饶，真没别的招。 不是没人想过改革，孙中山早就上书李鸿章，说欧洲富强不在船坚炮利，而在人才、地利、物用、货流，可李鸿章根本没当回事。这种从上到下的麻木和保守，比洋人的坚船利炮更能摧毁一个国家。 所以说晚清的窝囊不是偶然，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全方面垮掉的结果，手里没像样的军队，朝堂上全是贪官污吏，国库里没存下多少银子，整个社会还抱着旧思想不放，这样的朝廷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除了跪地掏钱还能做什么？ 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堆出来的不是和平，是苟延残喘，每一笔赔款都浸着老百姓的血汗，每一次退让都刻着民族的屈辱。 历史的账本翻到这一页，字里行间全是疼，疼的是百姓的苦难，恨的是朝廷的无能，这种疼和恨，就算过了一百多年，想起来还是让人心里发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