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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的“慰安妇”幸存者:毛银梅用一生撕开日军暴行的伤疤 1922年出生在山

13岁的“慰安妇”幸存者:毛银梅用一生撕开日军暴行的伤疤 1922年出生在山西盂县羊泉村的毛银梅,原本该有个缠着红头绳、跟着母亲学纺线的童年。她的父亲是村里的木匠,农闲时会给邻村打桌椅,母亲的针线活在十里八乡都有名,家里虽不富裕,却也能凑够三餐。可1937年深秋的那场噩梦,彻底碾碎了这个农家女孩的人生,那年她刚满13岁,身高还没长到日军刺刀的高度。 那天清晨的雾还没散,村口突然传来枪响和哭喊声。驻扎在附近的日军冲进村子,说是“搜查抗日分子”,实则挨家挨户抢粮抓人。毛银梅正躲在灶台后帮母亲烧火,两个端着步枪的日军踹开木门,一把揪起她的头发往外拖。母亲扑上去死死抱住她的腿,被日军用枪托砸在额头,当场昏死过去,父亲想冲上来反抗,却被刺刀抵住喉咙。她被塞进一辆闷罐车,车里挤着十几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姑娘,最小的才11岁,有人哭着喊娘,换来的只是日军的皮鞭抽打。 三天三夜的颠簸后,毛银梅被扔进了阳泉的一处日军慰安所。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霉味和血腥味混在一起,墙上满是指甲抓出的划痕。她的反抗换来的是更凶狠的折磨,日军把她的手脚绑在床架上,让她从此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每天天不亮,她就会被日军从冰冷的草堆里拽起来,直到深夜才能瘫倒在地,身上的伤口没来得及愈合就又添新伤。有次她发高烧昏迷,日军非但没给她治病,反而把冷水泼在她身上,骂骂咧咧地说“死了就扔去喂狗”。她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总说“活着比死还难,可我不敢死,我得回家见爹娘”。 半年后,日军撤退时,毛银梅趁乱逃了出来。她一路乞讨着往家走,鞋子磨破了就光着脚,饿了就啃树皮,等终于挪回羊泉村,却发现家已经没了——母亲被枪托砸伤后落下病根,没多久就撒手人寰,父亲在找她的路上被日军当成“可疑分子”枪杀,家里的土坯房也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她瘫坐在废墟上,哭到嗓子沙哑,才发现自己的身体早已被折磨得千疮百孔,不仅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还落下了终身难愈的病根,每逢阴雨天,身上的旧伤就会钻心地疼。 战后的日子,毛银梅活得像个“隐形人”。村里有人知道她的遭遇,有人投来同情的目光,更多的却是异样的打量和闲言碎语。她默默搬到村外的破窑洞,靠着帮人纺线、纳鞋底勉强糊口,几十年里没和人红过脸,却也没真正敞开心扉。她的枕头下常年压着一块褪色的蓝布,那是母亲生前给她做的手帕,深夜睡不着时,她就攥着这块布,一遍遍念叨爹娘的名字,眼泪把布都浸出了深色的印记。 让她下定决心站出来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慰安妇受害者维权行动。1992年,山西盂县的另一位幸存者张先兔找到她,拉着她的手说“咱们不能让那些畜生的罪证烂在土里”。起初毛银梅是犹豫的,她怕再揭开伤疤,怕别人的指指点点,可当她看到张先兔拿出的日军罪证,想起那些和她一样惨死在慰安所的姐妹,她咬着牙点了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的遭遇时,她的声音抖得厉害,讲到母亲被打、父亲惨死的片段,当场泣不成声,台下的听众也跟着红了眼眶。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毛银梅成了控诉日军暴行的“活证据”。她一次次走进法庭,一次次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经历,哪怕日本右翼分子威胁她,说要“让她闭嘴”,她也从没退缩。2000年,她远赴日本东京参加听证会,在日本法庭上,她举起自己伤痕累累的手臂,对着在场的日本法官和记者喊:“我不求别的,就想要一句道歉,一句真话!”可直到她2014年离世,也没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只留下一沓厚厚的证词和满是伤痕的人生。 毛银梅的一生,是无数慰安妇幸存者的缩影。她们在最好的年纪被掳走,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战后又在孤独和病痛中挣扎,却始终没放弃为真相发声。日军的暴行不只是刻在她们身上的伤疤,更是刻在整个民族心上的烙印,而毛银梅们用一生的抗争告诉世人:伤疤可以愈合,真相绝不能被遗忘。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