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十九名即将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的“敢死队”成员的合影，他们的年纪都非常年轻，有的扛枪，有的举刀，个个脸上满是视死如归的坚定神情。 这张合影不是哪天心血来潮随手一拍，背后拖着十几年的烂账。 甲午一败，八国联军闯进北京，义和团被剿得血雨腥风，戊戌变法刚露点苗头就被一脚踩死。朝廷一会儿变法一会儿反悔，折腾到后来，读书人、商人、新军军官都觉得这口破锅补不住了。 孙中山先在檀香山办兴中会，又在东京拉起同盟会，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几句话摊开来讲，广州成了他一遍遍试刀的旧战场。 广州这把刀，劈空过不止一次。 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三千精兵还没抬枪，风声就走漏，被清军先按下去。后来倪映典把同盟会的线悄悄埋进广州新军，1910年发动起义，本人遭水师提督李准骗出营门杀掉，只剩没出手的第二标在军中苟活。 1910年冬，新加坡槟榔屿一间书报社里，孙中山把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和一批南洋代表叫到桌边，摊开广东地图，商量的就是再拼一次广州。 孙中山本人不久被殖民当局撵走，只好一月跑去美国筹钱，南洋华侨倒越帮越紧，致公堂拿楼去押，一家家捧出银元，到1911年三月下旬，香港同盟会已经收到十五万多元。 香港跑马地三十五号，统筹部悄悄立起来，黄兴挂头牌，广州城里三十八个秘密据点一点点铺开，新军作主力，民军作帮手，纸面上的阵势不算小。 现实向来不给好脸色。 炸药押到广州，运货的吴镜先被逮，一批从日本来的枪被周来苏吓得整箱倒进海里，负责运枪的陈镜波又被揭出是李准的密探，经“头发船”进城的械弹被一锅端。 城里龙王庙夜里增兵，巡警局下了搜查户口的密令，原定农历三月十三日起义被迫一拖再拖。 黄兴一度准备认下不成，只带少数人去刺杀李准，四月二十六日遣散命令已经发出，四川党人林时塽、喻培伦赶来通风，说散了也未必安全，顺德第三营又突然调到广州天字码头，新军那头露出一个口子，他索性改口，主张二十七日下午偷袭两广总督衙门，香港统筹部嫌太急，坚持要二十八日动手，陈炯明、胡毅生听香港这边，广州敢死队不再改主意。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阳历四月二十七，下午五点二十五分，小东营五号巷口一声螺号响起来，一百三十多名革命党人提着家伙往两广总督署扑过去。 总督署门前，卫队先同前队对上火，枪声在窄巷里乱蹿，徐维扬带着后队冲上来，东西两辕门一夹，大门被打开，队伍闯进衙内，把院子翻了个底朝天，总督张鸣岐早就不在。 从衙门退出来以后，局面像碗摔在地上一样四散。 黄兴带人往大南门方向撤，希望接上调来的巡防营，刚到东辕门外，先撞见李准的卫队，林文当场中弹，黄兴右手两指被打断，血糊在枪托上，只能咬着牙继续扣扳机。 到双门底，他那一路又和温带雄带来的巡防营对上，两边都当对方是清军，先打一阵再说，打完才知道是自己人，敢死队被搅成一团。 别的街巷同样熬得狠，有人绕到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满炸弹，硬撑到弹尽被抓；攻小北门那一路，有人退到源盛米店，用一袋袋米垒起工事死守一昼夜，张鸣岐扛不住，下令放火烧街，还有人一路打到高唐火车站，被援军围住生擒。 一昼夜枪声压下来，广州街口留下的是焦黑的墙和认不全的尸身。 黄兴靠一家洋货店伙计帮忙换衣服，从城门挤出去，转到河南机关徐宗汉那里，四月三十日才退回香港。林觉民、陈可钧等二十九人被捕，更多人倒在巷口，具体多少条命谁也说不清。 清政府把尸体丢在督署附近晒着吓人，拖到五月一日才叫善堂来收。 南海、番禺两知县按老规矩，准备把这些人埋进东门外臭岗，党人记者潘达微心里这口气咽不下，四处奔走，争下东郊一片红花岗的青草地，五月二日带着义工给遗体解下镣铐，把身首异处的骸骨一点点拼齐，用体面棺木丛葬七十二具，在报纸上把“红花岗”写成“黄花岗”，后来查人名一直拖到民国十一年春，才把七十二人的姓名查清，在墓上勒石记名。 黄花岗起义在同盟会那本账上，是第十次反清起事，也是武昌之前规模最大、伤亡最重的一回，革命党里“吾党菁华，付之一炬”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一仗。 1921年，孙中山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写序，用“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含悲，风云变色”这些重得很的词，认定这一役把全国“久蛰之人心”搅醒，不满半年，武昌起义爆出来。 起义失败没几年，1912年广东军政府就拨十万元修起黄花岗烈士陵园，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办祭典，孙中山亲自主祭，后来纪功坊、牌坊、墓亭一点点加上去，“浩气长存”四个字立在门口，高度刻意做成十三点二九米，对着“三二九”那天，主墓道中间那座默桥，台阶凹凸不平，让人走上去不由得慢下来。 广州之外，还有南洋那头的回声。龙岗官新合村走出去的官文森，少年在马来西亚雪兰莪矿区长大，从矿务巡员熬成掌握几家锡矿、大片橡胶园的华商，心却一直拴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