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春天来得有点晚，朝鲜半岛的雪刚化透，志愿军司令部的炭火盆还没撤，中央军委的电报就跨过鸭绿江——130万大军要回国，往哪放？怎么安置？钢笔尖在稿纸上划出第三道修改痕迹，窗外平壤的雪粒子正敲打着玻璃，杨勇上将把军大衣领子立了立，他比谁都清楚，这不是简单的搬家。 谁最清楚这130万人该往哪放？朝鲜的冻土刚化，鸭绿江边的风还带着硝烟味，杨勇站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地图前，手指在东北三省的位置敲了敲。从1953年金城战役带着20兵团歼敌5.2万，到1957年接手驻防重建，这五年他几乎没睡过囫囵觉，哪个军的老兵多、哪个师擅长山地战，他心里都有本账。 1月28日那天，他给中央递报告时，特意在“分批撤军”四个字下画了波浪线。有人说直接撤完省事，他却在报告里写：先从前线的16军、23军开始动——这俩军刚打完夏季反击战，对前线地形熟，撤下来既能探探美军的反应，又能给后续部队打个样。 最让人叫绝的是部队安置的主意。那会儿不少人觉得撤回来就该解甲归田，杨勇却在会上拍了桌子：“枪能放，但骨头不能散！”第一批撤回来的部队直接拉到东北驻防，既能守着鸭绿江防备万一，又能就近参与鞍山钢铁厂的重建，枪杆子和扳手在零下二十度的风里握得一样稳；更绝的是司令部那套班子——从作战科到通讯连，整个平移到武汉军区，就像把一台在战场上磨合到丝滑的发动机，原样装到了祖国的腹地，九省通衢的位置，东南西北哪边有事，指挥系统转个弯就能响应。 2月周总理到朝鲜商量撤军时间表，原定上半年撤完，杨勇却突然说：“总理，能不能晚几个月？”周总理愣了一下，他接着说：“10月25号是咱们出国作战八周年，那天走，队伍里的老兵们能对着鸭绿江敬最后一个礼——再说，还能帮朝鲜老乡把秋收的麦子割完。”帐篷里的炭火烧得旺，周总理的茶杯在桌上转了半圈：“就按你说的办。” 这可不是随便拍脑袋。有人后来问他，不怕耽误事吗？他指着地图上的平壤到北京航线说：“这不是拖延，是把军事撤退变成了中朝友谊的见证仪式——咱们走得有始有终，美军和李承晚才不敢轻举妄动，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一批部队坐火车到东北时，车厢里的机枪手正跟列车员学东北话，车窗外的苞米地刚冒出绿芽；武汉军区的牌子挂起来那天，原志愿军作战处处长拿着朝鲜战场上用过的地图，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图纸上画了个圈——那些在金城战役里摸透了山地作战的军官，转眼就研究起了跨江作战的火力配置。 10月25日的清晨，最后一批志愿军登上回国的列车，杨勇站在车头，看见月台上的朝鲜阿妈妮正把煮熟的鸡蛋往战士兜里塞。车过鸭绿江大桥时，车厢里的老兵们正把志愿军徽章别在胸前——那些曾让中央彻夜难眠的安置难题，此刻都化作了平稳的铁轨声。 后来有人说，杨勇这三招是把军事账、政治账、人情账算到了一块儿。可他自己总说：“哪有那么玄乎？就是知道这些兵——他们既能扛着枪守国门，也能拿着镐头建家乡，关键是得让他们觉得，回来跟在朝鲜打仗一样，都是在为国家使劲。” 列车进沈阳站时，站台上的欢迎人群举着“欢迎最可爱的人回家”的牌子，而车厢角落里，一个老兵正把写着“东北军区”的新臂章，小心翼翼地缝在旧军装的袖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