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识宇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香港薄扶林道凌晨两点，雾从海面爬上来，像一条不肯退去的白绫，缠住玛丽医院的屋檐。
病房里只留一盏壁灯，灯光打在杜月笙瘦削的侧脸上，像一柄生锈的刀。
氧气罩嘶嘶作响，他忽然伸手，示意护士把窗子推开。
护士不敢违拗，窗缝一开，咸腥的风卷进来，吹得窗帘猎猎作响，像远处有无数人在鼓掌。
杜月笙盯着夜空，轻声说：“今夜没有星……”
一句话，把满屋的人吓得不敢吭声。
谁也想不到，这位曾让上海滩十里洋场夜不敢熄灯的老人，此刻最怕的竟是看不见一颗星。
更没人知道，他贴身小褂的暗袋里，正揣着一张被汗水浸得发软的黄纸，纸上十四个小字像十四枚钉子：“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难渡过。”
那是一张要命的卦。
三个月前，他托人匿名写信到台北厦门街一家小小命馆，信封里只附生辰八字，不留姓名。
回信寄来时，他正咳得喘不过气，拆信的手抖得像风里的枯叶。
看完，他忽然不咳了，靠在枕上，安静得像个听完故事的孩子。
此后，他再不提死，也再不提活，只把那张黄纸缝进衣角，像揣着一张自己签署的死刑判决书。
白天，他照旧见客、说笑、吩咐弟子去汇丰银行调款子，夜里却一次次用手去摸那处缝线，摸到针脚毛了，线头散了，便叫佣人再缝结实些。
佣人不知内里，只道老爷惜命，把“命”锁在胸口；却不知他锁的，是“命”的反面。
若把时间倒拨三十几年，杜月笙绝不信命。
一九一八年，他刚满三十，在法租界黄公馆做黄老板的马仔，穿香云纱，摇折扇，跟在黄金荣身后学“吃茶”。
一日，城隍庙前有个癞头和尚拦路，指着他鼻尖说：“施主骨相清奇，后福在黄浦江以北，富贵压过黄金荣。”
同行哄笑，黄金荣也笑，笑得烟卷直颤。
杜月笙不笑，他掏了两块袁大头塞给和尚，回头却把这话暗暗嚼了三日。
和尚的话像一粒火种落进干柴，从此他眼里有光，光里燃着“取而代之”四个字。
三年后，他借赌档、烟馆、妓院的“保护费”起家；十年后，他坐在黄老板当年坐的那张酸枝椅上，笑看黄浦江潮涨潮落。
和尚的预言成了真，他便把“命”当作自家养的一条狗，让它蹲在门口，替自己看家。
可狗也有咬主人的一天。
一九五零年冬天，他每夜被哮喘掐醒，气管像插满生锈铁丝，吸一口气，便听见铁锈刮骨。
医生换了一拨又一拨，中医说“肺肾两虚”，西医说“支气管严重痉挛”，药方叠成半尺高，药汁药片一天灌七次，喝得他自嘲“拿药当饭吃”。
可痰仍像黄浦江涨潮，一浪接一浪，堵得他眼眶暴突，额角青筋鼓成蚯蚓。
更可怕的是，每当咳到最狠，他眼前就浮出那和尚的脸，像一张被水浸烂的纸，五官流了，只剩嘴角还翘着，似在笑他：“当年我说你压过黄金荣，可没说你能压过老天。”
于是，他想起了算命。
他先是请来袁树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上宾，一张铁嘴批过蒋介石“乾造四正，杀印相生”。
袁树珊把杜月笙八字一排，笑眯眯说：“杜先生寿高七十三，水火既济，还有廿年大运。”
他听了，当晚多吃半碗粥。
隔周，又请李棚庵，李瞎子把算盘珠拨得山响，批出来的也是“古稀可望”。
他心头稍安，便赏大洋五百。
可不过数日，信自台北而来，一句“六十四岁在辛卯”，像一把剪刀，把前两道批语拦腰剪断。
他抱着一丝侥幸，再托人拿重金去台北问“可有禳解”，回信只有七个字：“天克地冲难渡过。”
自此，他再不问卦……
那阵子，他像是在等人，每当窗外有汽车引擎响，他就会猛地坐起，喊：“是不是戴先生来了？”
他惦记的是戴笠。
一九四六年三月，戴笠在南京岱山坠机身亡，消息传到上海，杜月笙把自己关进书房，三天不见客。
如今病榻之上，他仍盼戴笠推门而入，像当年一样拍他肩膀：“月笙，走，去虹桥打猎。”
他知道等不到，却仍等，因为等的是自己的前半生——那个相信枪杆与兄弟、不相信算命的自己。
上海时期的杜月笙，确实不信命。
十六铺码头卖梨时，他信的是“忍”。
入青帮，他信的是“义”。
投黄金荣，他信的是“狠”。
一日，他去赌场收“月规”，输红了眼的赌徒扑上来，他抬手就是一刀，血溅牌九，再笑问：“还有谁要赌？”自此无人敢闹场。
黄金荣拍手：“月笙是条好汉。”
可好汉也要赌更大的局。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密令“清党”，杜月笙把青帮弟兄召到杜公馆，灯火通明，他站在楼梯口，一身纺绸衫，声音不高，却压得住所里百十条枪：“从今天开始，咱们捧蒋先生！”
四月十一日夜，他请共产党人汪寿华赴宴，酒过三巡，门外卡车引擎低吼，汪寿华起身告辞，被他挽住：“再饮一杯。”一杯未尽，枪口已抵后腰。
次日，上海血流成河。杜月笙站在公馆阳台，看外白渡桥方向天幕泛红，像烧了一整夜的霞。
他想起卖梨时砍开的黄浦江水，也是这般红，只是那时红的是夕阳，此刻红的是血。
他忽然觉得命不是狗，是狼，嗅着血味就来了。
此后十年，他与戴笠合作抓捕进步人士，而自己也依靠这笔血债，换到了少将参议的座椅！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他撤往香港。
到香港后，他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在皇后大道中租三层楼，门口挂“赈济第九区特派员办事处”，实则暗运军火、药品。
日军封锁海口，他把药品塞进棺材，雇人抬棺哭丧，一路哭到惠州，打开棺盖，全是阿司匹林。
那几年，他累到咳血，却咳得痛快，像把早年吸进去的鸦片又吐出来。有人替他算命，说“杜先生若行善，可延寿十载”，他大笑：“老子行善，不为买寿，只为买心安。”
可心安也难买。抗战胜利，他回上海，飞机在龙华机场落地，舷梯下却不见蒋介石的鲜花，只有汤恩伯的副官递来一张请柬：请杜先生赴南京出席“抗战胜利表彰会”。
他去了，坐在末排，连蒋介石的影子都没看清。会后，戴笠陪他喝闷酒，戴笠说：“月笙，咱们被用过就晾，你得想后路。”
三个月后，戴笠坠机，他连夜派人去岱山救人，却只抱回来一块焦黑的飞机残片。
自此，他收敛锋芒，把“恒社”改成“新建会”，声称“致力于地方建设”，实则暗运黄金美钞，准备退路。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过黄浦江，他站在公馆阳台，看远处红旗如潮，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癞头和尚的话——“富贵压过黄金荣”，却独独没说“富贵能压过时代”。
于是他黯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香港两年，是他一生中最瘦的两年。从上海带来的钱，在这里像烈日下的冰块，眨眼就化。
他办“中国民航”想包空运，民航处批不下来；开“港九地产公司”，地价一跌再跌；最后只剩一座坚尼地台十八号，门口两棵棕榈，风一吹，叶子就拍大门，像催债的巴掌。
夜里，他常独坐客厅，听留声机放《四郎探母》，听到“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一句，忽然起身把唱片砸了，碎片划破手，血滴在波斯地毯上，像极早年上海滩砍落的樱桃。
四太太劝他念佛，他摇头：“我血债多，佛祖嫌腥。”
弟子建议重开“恒社”，他苦笑：“香港是人家地盘，咱们过江龙，得盘着。”
于是盘到一九五零年冬天，病倒，再爬不起来。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下午四时五十分，护工进房，见他半坐半靠，面向窗口。探鼻息，已停。
整理遗物时，佣人摸到胸口硬块，拆开一看，黄纸被汗水浸得字迹模糊，却仍辨得出“六十四岁在辛卯”。那年他六十三，距六十四只差一个立春。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该收尾，可总觉缺一声叹息。
杜月笙临终前一月，曾让佣人推他去太平山看日落。那日雾重，太阳像被水浸湿的灯笼，挂在天边，只剩一团昏黄。
他看了一会，忽然说了一句：“天命难违”。
天命到底难不难违？若难，为何有人贩梨成枭雄？若不难，为何枭雄终被一纸黄符吓破胆？
或许，命是黄浦江，人是江上船，潮起时千帆竞发，潮落时搁浅滩头；又或许，命是手中梨，青时酸，黄时甜，烂时臭，味道全凭一口呼吸。
杜月笙把呼吸停止在了六十三岁，却把问题留给活人：生命到底该用来追名逐利，还是用来绣一朵云、种一棵树？
若你能答，那包黄纸便只是纸；若答不出，纵活七十三、八十三，仍被它缝在胸口，像一块烧红的炭，日夜炙烤。炙烤你的不是“天克地冲”，而是心里那声“天命难违”……
参考资料：《杜月笙传》《青帮教父杜月笙全传》《杜月笙全传》《杜月笙先生纪念集》《上海大亨杜月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