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一生最大的遗憾：年薪10000美元，却没来得及借钱给杜致仁。 杨振宁，外头人看他，顺风顺水，三十多岁就拿了诺贝尔奖，五十岁站在清华的黑板前，八十多岁了还在讲课，跟神仙似的，看着什么都圆满了，其实心里头有个疙瘩，那个没能救回来的小舅子，搭进去一辈子都换不回来。 那事是1956年，普林斯顿的雪还没化，杨振宁家里，桌上信纸摊着，旁边的论文写了一半，那封信来回看了三遍，没马上回，等到处找人凑钱寄出去的时候，杜致仁那边，人已经不在了。 哈佛有个叫杜致仁的，二十二岁，家里管得严，学习也好，是个稳当孩子，杜聿明的大儿子，杜致礼的亲弟弟，也就是杨振宁的小舅子。 1947年考进哈佛工程系，那会儿杜家还挺风光，父亲手下有兵，母亲在美国陪着两个孩子，日子看着亮堂堂的。 一年功夫天就变了，父亲成了俘虏，母亲带着小的去了台湾，美国这边的钱一下就断了，姐弟俩像断了线的风筝。 杜致礼没辙，转到学费便宜的圣文森学院，还能打工，杜致仁在哈佛那地方开销大，当助教，洗盘子，扫实验室，能干的活都干了，就差最后一年，那点钱实在顶不住了。 他母亲知道儿子快撑不下去了，脸皮都不要了，去求蒋介石，批下来一千美金，还分两次给，学费总共差三千，这点钱明摆着不够，只能再写信给女儿。 杜致礼那时候跟杨振宁结婚六年，日子过得紧巴巴，杨振宁刚换工作，年薪一万美金，算不上富裕，手里没什么闲钱。 信一到，杜致礼的心就沉下去了，有种家要散了的感觉，找杨振宁凑钱，杨振宁直接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又找同事借了些，第二天一早就把汇款单填了，怕路上慢还专门发了电报。 钱刚汇出去，哈佛那边的消息也已经在路上了，杜致仁因为学费的事，课被停了，信又一直没人回，就留了张纸条，姐，我撑不住了，对不住，三天后在宿舍吃了药，波士顿的雪下得很大，学校记录是镇静剂中毒。 杨振宁手里还捏着那张汇款单，就站在窗户前面，外面下着雨，他老婆在哭，他站着一动不动，钱没了还能再挣，时间这东西不等人。 他后来写过，最痛的不是没钱，是信差慢了，钱差了三天，一条命就没了，从那以后杜致仁这个名字再也没人提过，别人问起来他就沉默，家里的账本信件他翻起来手都抖。 台湾那边，死讯传过去，母亲曹秀清整个人都垮了，对蒋介石彻底死了心，后来去了美国跟丈夫团聚，再也没说过党国的事。 杜聿明在大陆，消息是电报传到管理所的，他当场就晕了，醒过来只说这辈子再也不见他们，这事彻底改变了他，开始反思，改造也积极了，历史上都说，杜致仁的死，是推开杜聿明心里那扇门的手。 杨振宁这边，这根刺扎得最深，公开场合从不提，每次有人问他有什么遗憾，他都是沉默，活到这么大年纪，还是放不下。 1957年去瑞典领奖，国王把奖章递给他，全场都在鼓掌，他笑着鞠躬，心里的那个坎儿还在，有记者问他遗憾什么，他说没能帮上一个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当时没人听懂，他老婆明白，他这话是跟天上的人说的。 信里写着，这是一辈子的债，他办公室有张老电报的复印件，纸都黄了，上面写着，款已寄出，请安心学习，姐夫杨振宁，寄出去的第三天，人没了。 五十年代，钱能凑齐，就是通信慢，国际汇款要十天，信走海路得两个礼拜，一步走错，就是一辈子，杜致礼后来经常念叨，要是早点去借钱，或许就是另一条路了。 杨振宁没怪过杜致礼，也没怎么安慰，就是把自己埋进实验室，天天早出晚归，好像做实验能把那口气给补回来。 杜致礼2003年去世，杨振宁整理东西，卧室里有个木盒子谁都不让碰，里面就三样东西，杜致仁的哈佛学生证，一封没寄出去的信，还有那张1956年的汇款收据，他自己默默把盒子盖上了。 就那一次错过，成了他后半辈子的闹钟。 后来有次讲座，学生问他怎么看待遗憾，他停了很久，笑了笑，说遗憾是不会消失的，但能让人明白要珍惜时间，千万别等，这话是说给学生听的，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