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战中，走出来的五大名将，个个都是军中骨干 “1984年7月12日，老班长，你当年在谅山指挥的那一仗到底怎么赢的？” 探亲探到前线的年轻参谋倚在战壕口，小声发问。灰尘里，老兵把钢盔往下一压，只回了四个字：“胆大、心细。” 一问一答之间，越南边境炮声渐远，然而那场持续十年的较量早已在共和国军史上烙下深痕。正是在这片丛林与山地交错的战场，一批后来撑起中国军队脊梁的将领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浴火成钢。 1979年2月17日炮声打响时，他们的军衔并不耀眼，有的是团职，有的是连长甚至普通参谋，没人料到日后他们会站在更高指挥席上勾画国防蓝图。但战争一旦开始，资历、年龄、出身都退到一边，冲锋时谁扛着背囊往前冲，胜败就写在谁的履历表上。湖南安化籍的李作成就是那个把“尖刀”两字扛到极限的人。连夜穿插、雨中拔点，他的连吃下了敌军最硬的一口骨头。战后，尖刀英雄连的旗子从广西前线直送北京，紧接着，他被推荐到更大的舞台——先是师、后是军、再是区，从南宁市郊到川西雪山，都有他的足迹。2015年佩戴上将肩章时，他仍喜欢把当年的绿色锈迹钢盔挂在办公室墙上，据说每逢新人来汇报工作，他都会敲一下那顶旧盔，提醒对方什么叫真正的“生死令”。 比起李作成的锐气，贵州思南人廖锡龙身上多了一丝学院派味道。1963年入伍时，他拿着比同龄战友更漂亮的文化成绩单，很快被挑去高等军事学院深造。越南边境炮火燃起，他已是副团长。2月下旬，他的团顶着敌人“火力封锁圈”把高地咬住，七昼夜没让出一寸。后来，同一批副团长里，有人留守原地，有人调至机关，他却被直接拉去负责后勤。有人觉得这像“冷板凳”，可转眼十年对峙，正是他统筹的大型野战物资滚动储备，保证了前线弹药与口粮不断线。等到2002年他坐上总后勤部部长的位子，熟悉他的老兵常说：“那年边境阵地夜里缺水，他扛着马口铁皮桶爬陡坡，部长帽子就是那时打下的底子。” 山西原平出身的傅全有，资历最老。1946年立起一杆红缨枪加入部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防现代化改革三大阶段全都赶上。1979年对越反击，他的身份是某军作战处副参谋长。人常笑他“老参谋”，可真正的突破口恰是他找的。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敌人依托纵深密集火网，正面突击屡屡受挫，他大胆主张“斜插穿心”，从侧翼切断公路，断粮、断救护、断退路，最终令对手不得不弃阵而逃。这份灵活思路后来延伸到部队体制改革上：臂膀更短，拳头更重。1995年出任总参谋长时，他把那份手写战役示意图留在机关专门展柜，俨然一张“及时行变”的活教材。 四川三台的梁光烈被誉为“硬骨头司令”。1955年，他十四岁，跟着征兵卡车一路颠到部队。二十多年磨砺，让他练就一身“顶不住就再顶一下”的狠劲。1984年老山、者阴山局部反击中，他是第二十军五十八师副师长。前沿阵地海拔一千六百米，坡陡林密，越军常用坑道偷袭。他干脆带工兵炸塌对方暗堡，用三天时间凿出“野战机场”供直升机起降，极大改善了前线的弹药运补。后来担任国防部长，有记者问他最自豪的事是什么，他答得干脆：“那三天每小时都想睡，但一想到战士们能喝上热水，就不困了。” 五人中，山东龙口汉子张万年最像传统意义上的“虎将”。1945年入伍，血战孟良崮、解放南京、渡江南下，他样样不缺。越战爆发时，他指挥第43军127师。该师是出了名的“钢七连”“火箭炮一营”所在部队，历史名气大，现实难度也大。2月24日凌晨，127师分三路翻山越岭突击，主峰拿下，可敌人反扑凶猛。张万年钻进最前沿观察所，用望远镜看完敌阵后只说一句：“准备用大刀了。”当晚全师短兵相接，四战四捷。胜利电报发到军委，指挥所却只回了一句“无伤亡统计，先追敌”。当年种下的凶悍作风，十余年后让他接连坐上广州、济南两大军区司令的位置，再往后，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的担子向他递来也就顺理成章。 有人好奇，十年边境对峙，到底给这些人留下了什么？答案并不复杂：一是实战决策能力，二是对于现代化供给、训练与体制的深层理解。尤其进入90年代，信息化浪潮扑面而来，他们正是凭那段山地丛林里的摸爬滚打，为陆军改装、合成旅改革、后勤滚装化运输等新思路打下了现实依据。有意思的是，当别国军校分析中国军队转型路径时，越战战场采集到的数据经常被当作“第一手”。换句话说，那片边境山谷不只淬炼了个人，也提供了实验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五位主角，吴铨叙、钱树根、徐永清、王祖训、李乾元、张海阳等一批上将同样在炮火里磨炼成才。他们遍布陆、海、空、后勤、武警多个序列，成为后来联合训练、远程投送、强军目标推进中的关键枢纽。试想一下，如果缺少那段山林与沼泽的历练，纸面兵力再庞大，对现代化战场的理解也难有如此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