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时，他是副书记，61岁任湖南省委书记，一生主要在湖南工作，支持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一生清正廉洁，谦和亲民，95岁病逝。九十年代初，湖南给袁隆平办那场“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时，场面当然不会小。省委、省政府出面，科学家代表也来。可把它只看成一场表彰，就轻了。袁隆平需要的，不止场上的掌声。他要田，要人，要稳定的经费，要能让年轻助手留下来的环境。杂交水稻长在田里，稻穗低下去的时候，旁边耗着的是季节、泥水和一批人的耐心。熊清泉当时坐在湖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他没有水稻育种的本事，也不可能替袁隆平去判断哪一株苗有希望。外行碰到科研，常见的毛病是热闹时上去握手，散场后只剩空话；或者伸手太长，什么都想管。熊清泉那几年留下的分寸，在条件上用力，在技术前停步。一九九一年，湖南设“科技兴湘奖”。一年后，袁隆平被授予“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这两个动作挨得很近，也贴着湖南当时的紧迫。湖南是农业大省，粮食不能丢；它又想往工业、科技、开放上走，不能一直靠老本吃饭。那几年很多地方也喊重视科技，喊完以后，科研人员照样被差旅、住房、经费拖住。湖南把荣誉称号、奖励制度和院内条件绑在一起办，动作不花哨，却能让实验室少被临时事务打断。这样的安排不会马上变成产量数字，却能减少反复请示和临时协调。这类活不立竿见影，办得好也常常没人记名字。水稻一季一季往前走，行政动作慢半拍，田里就得多等半拍，损失不吵不闹。省里需要一个明确信号：懂技术的人，不能只在会场里被尊重，也要在房子、机构、奖金、项目安排里被尊重。袁隆平的研究装不进一间办公室。田里的季节不等人，试验不等人，助手的工资和住处也不等人。熊清泉支持在湖南省农科院给袁隆平安排专门研究机构和住处，这种事没有多少声响，却很要紧。安排一个专门机构，听着像一句行政话，落到院里就会变成许多小事。谁来负责，房间在哪里，经费从哪个口子走，年轻人来了有没有位置，试验坏了能不能及时补上。省里不把这些事往前推，科研人员就得自己去敲门。门敲多了，季节也就过去了。一个科研人员被杂事缠住，脑子就会被分走。地方领导能做的，有时就是把这些撕扯挡开，让他安静地盯住稻子。熊清泉早年在湘潭做过地方工作。一九六五年三月，他任湘潭地委副书记，还兼韶山区委书记、韶山公社书记。韶山这个地方，来人多，眼睛多，普通事务也会被放大。基层工作不靠漂亮口号过日子，村里缺什么，公社卡什么，县里批不批，都会落到一张桌子上。后来他到省里处理科研条件，仍带着这种地方干部的手感：少讲空话，先看哪里堵住了。给袁隆平争取中科院院士，支持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听起来都在科研外围。可科研成果要延续，外围有时正是硬处。一个研究不能只靠一个人年轻时拼命。人会老，团队要接上，年轻人要有盼头。基金会、奖励、机构，都是把一项研究从个人硬撑变成长期安排。熊清泉从一九九六年到二零一零年担任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十四年，不是一阵热闹能撑下来的。省级权力碰到科学家，边界不能乱。领导能调资金，能批机构，能给荣誉，能让部门少折腾。可稻苗长不长，产量上不上去，不听行政命令。熊清泉没有把自己放到科研正中间。他做的是守门工作，门外的杂事少一点，门里的试验才能多做一季。这个位置不亮，但实在。湖南当时也需要袁隆平。粮食安全到了湖南，就是一丘丘水田，是农民年底口袋里能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地方支持杂交水稻，也有现实压力。一个省要发展，不能只修路、建厂、招商，也要守住最基本的饭碗。袁隆平的研究让湖南有了可以拿得出手的科技名片，湖南给他的支持，又让这张名片不至于悬在半空。熊清泉一生大多在湖南工作，职位往上走，事情却常常往下落。湘潭、韶山、长沙，名字换了，问题没有离开土地。到袁隆平这里，省里的办公桌和试验田隔得并不远。一个批示、一笔经费、一处住房，看着小，耽误起来也能伤人。科研本来就辛苦，辛苦在田里；更折磨人的，是该做试验的时候，还要为房子、钱、手续跑腿。后来人们谈熊清泉，常会提清廉、谦和、亲民。支持袁隆平这条线里，有一个比较笨、也比较稳的做法：把能给的条件给足，把不该插手的地方空出来。没有太多声响，机关里的章盖下去，研究院里少一道门槛，田里的季节少被耽误一次。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那场授称号的仪式散了以后，袁隆平还要回到水稻研究里，湖南省农科院的机构还要运转，基金会后来也要一笔笔筹钱、发奖、扶人。省里的文件会归档，奖牌会被收好，试验田不会因此歇一季。稻子到时候还要抽穗，田埂还窄，水面贴着泥色，下一季的秧苗还要有人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