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鲁迅去世的第二天，断交13年的二弟周作人仍然去上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第一堂课下课之前，他眼圈有点发红，在黑板上写下：“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1936年10月19号，那天，鲁迅先生在上海走了。整个中国文化界都震动了，各种悼念文章、唁电雪片似的飞来。但在北平，有个地方静悄悄的，那就是他亲弟弟周作人的家。 这对兄弟，想当年可是文坛佳话，一起翻译、一起办杂志，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但自打1923年那场著名的“兄弟失和”之后，俩人断交13年，至死没再说过一句话，没通过一封信。鲁迅先生去世，周作人这边没有任何公开表示。 第二天，10月20号，所有人都以为周作人会闭门谢客，或者至少会停课一天吧？人之常情嘛。但他没有。他像往常一样，夹着讲义，走进了辅仁大学的课堂。 那天他要讲的，是《颜氏家训》。这书是南北朝的颜之推写的，讲的是怎么治家、怎么做人。周作人偏偏就挑了里面的一篇来讲，哪一篇呢？《兄弟》篇。 深秋的北平，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大家可能都在悄悄议论着昨天那件天大的事。而讲台上，站着那个“当事人”的亲弟弟，一个表情平静的中年学者。他一开口，讲的却是“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如一个人，斩其右手，而曰我身犹在，岂非痴人语乎？” 整整一个小时，他就在那儿不急不缓地讲着颜之推一千多年前关于兄弟情谊的道理。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是后悔？是悲痛？还是麻木？他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波澜，就像在讲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古代文本。 真正的巨恸，往往是无声的。它不会让你捶胸顿足，而是会抽干你所有的力气，让你只能靠着日常的惯性去行动，比如上课、讲书。周作人用他的专业，他的学问，给自己筑起了一道墙，一道用来抵挡内心海啸的墙。 他讲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说给自己听的。讲台下的学生，听的是颜之推，而周作人自己，听到的恐怕全是和大哥周树人从童年到决裂的一幕幕。绍兴百草园的覆盆子，三味书屋的读书声，一起在日本求学的日子，还有八道湾那场至今成谜的争吵……所有这些，都融进了那一小时的“兄弟”篇里。 一节课的时间快到了。周作人一直控制得很好，但终究是凡人，不是圣贤。有学生后来回忆，就在下课前几分钟，先生的眼圈有点发红。他停下了讲课，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默默地写下了一行字。 这行字，就是我们标题里看到的那句：“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鲁迅的老太太”，指的是谁？是朱安，鲁迅的原配夫人。但更重要的，她是周家的长嫂。这一刻，周作人不再是“知堂老人”，不再是大学教授，他回到了一个弟弟的本分。他要去的地方，不是鲁迅的灵堂，而是周家的一个象征。他要去面对那个因他们兄弟决裂而同样痛苦了13年的女人。 这短短的一句话，比任何一篇悼文都来得沉重。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情绪，只有一种压抑了太久之后的平静交代。“对不起”，是对学生说的，或许，也是在心里对那个再也听不见的兄长说的。13年的沉默，13年的意气，在死亡面前，终于化为了一声叹息。 周作人后来的人生轨迹，更是让人唏嘘。抗战爆发，他留在了北平，出任了伪职，成了世人眼中的“汉奸”。这一点，与他那位被誉为“民族魂”的大哥，形成了天壤之别。很多人说，如果鲁迅还活着，周作人绝不敢走上这条路。大哥的存在，本身就是他的一道精神防线。大哥一走，这道防线也就塌了。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从1936年10月20日那个课堂上的细节，我们能窥见周作人内心的巨大矛盾和痛苦。他选择讲《兄弟》篇，是他作为文人，能想到的最体面、也最痛苦的悼念方式。他用自己一生的学问，去祭奠那份无法挽回的手足之情。 这事儿给咱们今天的人什么启示呢？很多时候，所谓的原则、面子，在生离死别面前，真的不值一提。你看，强悍如鲁迅、通透如周作人，最终也逃不过这种“一生之痛”。 这世上，有些“对不起”是永远没机会说出口的。周作人后来写过一首诗悼念鲁迅，里面有两句：“苦雨凄风未有涯，兄弟萧条各天涯。” 萧条，这个词用得太精准了。那不是恨，而是一种繁华落尽之后的荒凉和孤独。 13年的沉默，最终浓缩在了那一个小时的课堂上，和一个泛红的眼圈里。我想，这比任何声泪俱下的表演，都更能让我们感受到那段历史的温度和人性的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