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欧洲有名的穷国家阿尔巴尼亚又一次向我国讨要钱财，而他们的理由则是“要每家每户配一台电视机”，在此之前，我国已经向阿尔巴尼亚援助了九十亿，而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却是连饭都吃不饱…..中国为何要对阿尔巴尼亚如此尽心尽力帮助呢？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闹掰了，咱们跟苏联老大哥从“同志加兄弟”变成了对头。那时候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都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中国一下子就被孤立了。可偏偏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头铁得很，它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也看不惯赫鲁晓夫那套，公开站出来支持中国，大骂苏联是“修正主义”。 在那个黑白分明的年代，整个欧洲就这么一个国家跟咱站一队，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是我们在欧洲唯一的战略支点。所以，这份“情谊”，我们看得特别重。 还有一桩更实在的大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1960年开始，阿尔巴尼亚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上牵头提案，要求驱逐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恢复我们的席位。这事儿他们连续坚持了十多年，顶着美国的巨大压力，年年提案，年年辩论。直到1971年，第26届联大，正是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两阿提案”最终通过，我们才得以重返联合国。可以说，阿尔巴尼亚是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主要功臣之一。 就冲这两点，这朋友交得值！人家这么够意思，咱们能小气吗？必须不能。于是，一场倾其所有的援助大幕就此拉开。 粮食不够？给！我们自己还在搞粮食配给，硬是调集了几十万吨小麦送过去。工厂要设备？给！从纺织厂到化肥厂，成套的设备连同技术人员，一并打包送上。军队没武器？给！飞机、坦克、大炮，甚至军装和皮鞋，只要我们有的，都尽量满足。 可时间一长，这味儿就变了。我们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可对方却把这当成了取之不尽的ATM机，要求越来越离谱，态度也越来越傲慢。 当时我们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耿飚同志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刚到任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我们援助的优质钢材，被他们拿去做电线杆子；我们运去的精密机械，露天堆放，日晒雨淋，锈成一堆废铁。耿飚心疼地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浪费，对方官员耸耸肩，满不在乎地说：“坏了没关系，你们再运一些来不就行了？” 更荒唐的是，他们拿着中国的援助资金，在全国建了一万多个毫无军事价值的烈士纪念碑。我们援助的水泥和钢筋，就这么变成了遍布山野的摆设。 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奇葩。有一次，阿方一位领导人访问中国，参观了一座电视台后，回去就向我们提出，要给他们全国每一个农业合作社都配备一台电视机。要知道，在1969年那会儿，黑白电视机在中国都是稀罕物件，普通老百姓见都没见过。这种要求，已经不是狮子大开口，简直是异想天开。 他们甚至把我们的援助当成理所当然的福利。当时阿尔巴尼亚的工人，工资比我们高，福利比我们好，很多人甚至觉得“不工作也没关系，反正有中国援助”。这种心态下，他们对我们的物资自然不会珍惜。用不完的设备、吃不完的粮食，转手就拿到国际市场上卖掉换外汇，再用这些钱去买西方的奢侈品。 面对这种无底洞式的索取和惊人的浪费，我们不是没有过微词。可当时为了维护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为了保住这个重要的政治盟友，很多时候我们都忍了。 然而，再深的情谊，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中美的关系开始逐步正常化。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又看不惯了，反过来指责我们，说我们背离了革命路线。之前那个一直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转眼就开始对我们恶语相向。 到了1978年，我们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自己都缺钱，实在无力再维持如此大规模的无偿援助。于是，中国正式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这一下，阿尔巴尼亚彻底翻脸了。霍查在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华运动，把中国称作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把我们过去所有的援助都说成是“别有用心的图谋”。 更让人心寒的事还在后头。援助停止后，我方工作人员在撤离时，对我们援建的使馆大楼进行例行检查，结果你猜发现了什么？在墙壁里、地板下，竟然发现了35个窃听器！ 这些窃听器，正是我们曾经掏心掏肺帮助的“朋友”亲手安装的。 这段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兄弟情”，最终以这样一种难堪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如今的阿尔巴尼亚，早已不再是那盏“明灯”，依旧在欧洲最贫穷国家之列挣扎。他们似乎也忘了，曾经有一个东方大国，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他们。 如今，我们依然在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但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我们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合作共赢。这或许正是从当年对阿援助的经历中，我们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