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外交部礼宾司问启功先生能不能见一下，并称这次金泳三总统在我国文化界只想见启功先生一人，时间半小时，地点钓鱼台国宾馆 启功出生在北京，时间是1912年7月26日，他是满族人，家族出自清朝皇室一支，早年用元白作为字，也以元伯为别称。小时候父亲去世，家境迅速衰落，他从汇文中学辍学，转而通过自学积累知识。后来跟随贾羲民学习古籍文献，向吴镜汀求教绘画技巧。1933年起在北京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书，1935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担任助教，1938年升为讲师。1949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先是副教授，1952年成为教授，一直到退休。启功精通书法，作品结构匀称，线条流畅，常参考赵孟頫风格，却融入个人特点，形成清秀的体态。他也擅长绘画，多取山水花鸟题材，线条细腻，色彩淡雅。在古典文献领域有深入研究，出版过《古代字体论稿》和《汉语现象论丛》等书，还参与文物鉴定，对书画真伪辨别准确。启功性格直率，对不合意的请求常直接拒绝，比如香港导演请他为清宫影片题写片头，他坚决推辞，后来对朋友提起此事时表示别人不能随意指使他写字。类似地，有人求题“长江”二字，他也拒绝，事后解释说此类求字者往往动机不纯，带有炫耀意味。 启功的家族背景让他从小接触传统文化，但家道中落后，他靠自学打下基础。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对学问的认真态度，不喜欢浮夸的东西。在教学生涯中，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古典文学和美术史，学生们从他那里学到严谨的治学方法。他的书法作品不追求华丽，而是注重平衡和自然流露，这在文化圈里赢得尊重。绘画方面，他偏好简单题材，却能表现出细微的意境。文献研究上，他的书帮助很多人理解古代字体演变和汉语特点。作为文物鉴定专家，他多次为国家把关，避免假货流入市场。性格上，启功不爱迎合别人，拒绝题字的事例显示他坚持原则，不愿被利用。这点在日常交往中体现得很明显，让人觉得他接地气，不是高高在上的大师。 1994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期间，外交部礼宾司官员联系启功，询问他是否能安排会面，并说明金泳三在中国文化界只想见他一人，时间半小时，地点钓鱼台国宾馆。启功答复说，这种安排在礼仪上不合适，不如不去，他可以找医生开具生病证明转交过去。第二天，钓鱼台国宾馆负责人送来金泳三的花篮，附上祝愿早日康复的纸条。负责人提到，金泳三在养园斋用餐，那里有启功书写的八扇屏风，他独自看了很久。启功对身边人表示，大夫无朝外王之礼，金泳三是韩国总统，没有召见他的资格；他作为中国百姓，也没有拜见的理由。所以，他决定不去。这件事反映出启功对礼节的重视，不愿卷入外交形式主义。 这个事件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启功个人原则的体现。他觉得会面时间短，结束后就走，显得仓促，不符合传统礼仪。花篮的到来和屏风的细节，让人看到金泳三对启功作品的欣赏，但启功还是坚持立场。这在当时的文化交流中算个小插曲，却显示出个人在国家大事中的独立性。启功的回应接地气，强调自己是普通百姓，不需要特殊待遇。这点让故事更有内涵，不是官场套路，而是真实的人性表达。事件过后，并没有影响两国关系，但它成了启功轶事的一部分，流传在文化圈里。 启功拒绝见金泳三的事，源于他一贯的性格，不爱被当作工具人。类似拒绝题字的例子，显示他看重诚意，而不是名气。金泳三访华本是推动中韩文化交流的机会，但他只点名见启功一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启功的地位。可启功不买账，用生病证明回避，巧妙却坚定。这件事没有大张旗鼓报道，但通过口耳相传，成为启功耿直的证据。它也提醒人们，在外交场合，个人选择有时能体现文化自信。 事件结束后，启功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指导学生研究古典文献和书法技巧，同时参与国家文物局的书画鉴定任务，辨别了不少古董真伪。1997年，他捐赠大量个人藏品给故宫博物院，包括书画和古籍。进入新世纪，他的身体渐弱，但仍坚持写作，完成几本诗词集。2005年6月30日凌晨2时25分，启功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因病离世，享年93岁。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刻着他自撰的铭文。 启功晚年的工作重点在教学和捐赠上，他把藏品交给故宫，体现了无私精神。这批藏品包括珍贵书画，帮助博物馆丰富展出。他的诗词集记录了个人感悟，流传后世。去世时，文化界很多人缅怀他，不仅因为学问，还因为性格真实。墓碑铭文简洁，符合他一生的风格。这段后续发展显示，启功的影响超出事件本身，成了文化传承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