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我们因家里太穷，父母带着我们子妹六人去新疆，在老乡的帮助下，在戈壁滩旁的

60年代我们因家里太穷，父母带着我们子妹六人去新疆，在老乡的帮助下，在戈壁滩旁的水渠边盖起了几间土房，搭起木棚，从开荒种地开始，在那里扎下了根。 刚到新疆时，戈壁滩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火辣辣地疼。父亲带着大哥和二哥去开荒，母亲则领着我们姐妹几个拾柴火、和泥巴糊墙。土房的墙是用胡杨枝和泥巴垒的，夜里能听见老鼠在梁上跑，姐妹们挤在铺着麦草的土炕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像听着无数野兽在嚎叫。 隔壁住的马大爷是甘肃人，早我们三年来的，他看着我们家六个孩子面黄肌瘦，把刚蒸好的玉米饼子送过来，说“戈壁滩上，抱团才能活下去”。他教父亲辨认盐碱地，说“泛白的地不能种麦子，得先泡碱，种向日葵耐活”；马大娘则教母亲纺线，说“冬天冷，给娃们织件毛衣”。 开春时开荒，父亲的手磨出了血泡，用布一包继续抡镐头，大哥才十五岁，学着大人的样子拉犁，肩膀被绳子勒出了紫痕。我们姐妹几个跟在后面捡石头，最小的妹妹才四岁，抱着块小石头，走一步跌一跤，却不肯让人抱，说“我也能干活”。水渠里的水是雪山上化的，冰得刺骨，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去挑水，扁担压得她直不起腰，却总说“等麦子收了，就不苦了”。 第一茬庄稼种的是向日葵和土豆，刚出苗时就遇上了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我们全家跪在地里，用塑料布给幼苗挡风。等风沙过去，父亲看着被埋了半截的幼苗，蹲在地上抹眼泪，母亲却把我们叫到一起：“苗能再种，人不能垮。”那天晚上，我们没吃饭，借着月光补种了一整夜，手指冻得像胡萝卜，却没人喊疼。 夏天的戈壁滩热得像蒸笼，土房里的温度能煎鸡蛋。我们姐妹几个在水渠边搭了个凉棚，帮母亲搓玉米，大哥和二哥则在地里浇水，光着脚丫踩在泥里，说“这样凉快”。有次水渠决口，父亲带着大哥跳进水里堵缺口，冰冷的水没到胸口，他们却笑着说“就当洗了个澡”，等把缺口堵上，父子俩都冻得嘴唇发紫，母亲煮了姜汤，逼着他们喝下去。 秋天是最忙的时候，向日葵长得比人还高，金黄的花盘低着头，像害羞的姑娘。我们全家上阵摘花盘，父亲用镰刀割，母亲和大哥掰，我们小的则在后面捡掉落的葵花籽。晚上在灯下剥葵花籽，母亲说“攒着榨油，给娃们炸油饼”，妹妹们的手指被壳磨破了，用布缠上继续剥，说“想尝尝油饼的味”。 土豆丰收时，马大爷教我们挖地窖，说“这样冬天土豆不会冻坏”。父亲和大哥挖了个三米深的地窖，我们把土豆一层层码好，像藏了一地的珍珠。母亲挑了最大的土豆，给马大爷家送去，说“多亏你们帮衬”，马大娘却回赠了一篮子辣椒，说“冬天炒菜香”。 冬天的戈壁滩冷得伸不出手，土房里没有暖气，我们就烧胡杨木取暖，烟呛得人直咳嗽，却也带来了暖意。母亲在灯下给我们织毛衣，用的是马大娘教的手艺，毛线是用羊毛自己纺的，有点扎人，却比棉袄暖和。父亲则在灯下编筐，说“开春拿去镇上换点盐”，他的手冻裂了，缠着布条，编出的筐却结实得很。 妹妹们到了上学的年纪，村里没有学校，父亲就和马大爷一起，在土房里腾出一间，请了个下放的知识分子当老师。我们几个挤在土坯搭的桌子前，跟着老师念书，窗外的风雪再大，屋里的读书声也从没停过。有次老师要走，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只下蛋鸡送给了他，说“娃们不能没老师”，老师抱着鸡，眼泪掉在鸡身上，最终留了下来。 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我们家盖了砖瓦房，买了头耕牛，大哥娶了邻村的姑娘，二哥去了镇上的工厂上班。妹妹们也陆续考上了学，有的当了老师，有的成了医生，每次回家，她们都会去马大爷家看看，说“没有马大爷，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父亲七十岁那年，带着我们去戈壁滩看当年种的第一片向日葵地，那里早已成了绿洲，水渠边种满了白杨树，长得笔直挺拔。父亲摸着树干，说“当年这树还没我高呢”，眼里的泪光在阳光下闪着光。马大爷也来了，两个老人坐在树下，聊着当年开荒的事，像说昨天发生的一样。 现在我们姐妹几个都在新疆安了家，逢年过节都会聚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吃着母亲做的油饼，听父亲讲当年去新疆的事。他总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戈壁滩上的树，扎下根就能活，还能给后人遮风挡雨”。马大爷的儿子成了种棉大户，我们几家的地连在一起，春天绿油油的，秋天金灿灿的，像铺了一地的希望。 其实啊，那代人的日子，苦是真的苦，却也甜得纯粹。父母带着我们背井离乡，不是为了逃避，是为了给我们找条活路；马大爷的帮助，不是为了回报，是懂得出门在外的不易；我们兄弟姐妹的互相扶持，不是为了依赖，是知道一家人就是要抱团取暖。戈壁滩上的风刮走了岁月，却刮不走那些相濡以沫的情分；岁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却改变不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就像那些在戈壁滩上扎根的白杨树，看似柔弱，却能抵挡风沙；就像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把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田。那几间土房早已不在，却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最温暖的记忆——那里有父母的汗水，有邻里的帮助，有兄弟姐妹的欢笑，更有我们这代人，在艰苦岁月里，用勤劳和善良，种下的希望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