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当了！”2001年，美国一招让我国堆积如山的己内酰胺产品变成废品，中石化的几位资深技术人员正感到绝望之际，一个人的出现改写了结局。 闵恩泽，192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从小就展现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1942年，他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起初学的是土木工程，但因为国家急需化肥技术人才，他转到了化工系，开启了与化学工业的缘分。1946年大学毕业后，他在上海一家印染厂短暂工作，接触到工业生产的实际操作。1948年，他前往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化学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五年后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并进入芝加哥一家化学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积累了丰富的工业经验。 1955年，闵恩泽响应国家号召，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被分配到石油工业部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开始从事催化剂研究。当时的研究所条件简陋，设备多是从别处调来的二手货，但他没有抱怨，埋头钻研技术。1958年，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铂重整催化剂，填补了国内在航空汽油生产上的技术空白。这项成果为国防工业提供了重要支持，也让他在石化领域崭露头角。1964年，他因过度劳累患上肺癌，手术切除了部分肺叶，但他康复后迅速重返岗位，继续投身科研。 闵恩泽的职业生涯专注于催化剂技术和绿色化工，先后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他主导的微球硅铝催化剂、加氢裂化催化剂等项目，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为中国石化工业的自主发展打下基础。他还培养了50多位博士和博士后，为行业输送了大批人才。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7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更在于他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信念，为中国石化工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2001年，中国石化行业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以低价向中国出售了一批老旧的己内酰胺生产设备，这些设备在当时看似性价比高，国内不少企业满怀希望地购入，准备大干一场。然而，设备刚装好没多久，美国就公布了全新的生产技术。新技术生产的己内酰胺成本更低、质量更高，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中国的产品价格被压得抬不起头，库存堆积如山，仓库里塞满了无人问津的白色颗粒，工厂的生产线几乎停摆。 这场危机来得太快，国内的企业措手不及。刚花大价钱买来的设备成了废铁，市场份额被国外产品抢占一空。技术人员翻遍了设备说明书，尝试各种办法调整生产参数，但效果微乎其微。整个行业弥漫着沮丧的气氛，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只能认命，或者再花重金进口新设备。但这样一来，成本更高不说，还等于又一次被国外牵着鼻子走。就在这时候，闵恩泽站了出来。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跟着别人跑，而是要在现有设备上实现技术突破，彻底摆脱对进口技术的依赖。 闵恩泽带领一支攻关团队，开始了对旧设备的改造工作。他们从催化剂配方入手，调整反应条件，优化每一个生产环节。实验室里每天都在进行高强度的实验，数据分析、参数调整、设备调试，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失败是家常便饭，有时产品纯度不达标，有时设备运行不稳定，但团队没有放弃。闵恩泽亲自参与实验设计，检查设备运行状态，指导团队逐一排查问题。经过数月的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套适合旧设备的工艺方案。新工艺不仅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成本也显著降低，产品性能甚至超过了国际标准。 2002年，优化后的己内酰胺产品进入市场，迅速引起关注。国外客户开始下单，仓库里的库存被一扫而空，生产线重新忙碌起来。中国的己内酰胺产业从濒临崩溃的边缘，硬是闯出了一条新路。这场危机让行业明白，依赖进口设备和技术，永远有被卡脖子的风险。只有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中国己内酰胺产业的逆袭，彻底改变了国际市场的格局。2003年，出口量大幅增长，货轮满载产品驶向全球各地。美国的供应商一开始不相信中国能靠老设备生产出高质量产品，甚至派人来核查数据，但事实让他们无话可说。新工艺不仅提升了产品质量，还大幅降低了环境污染，工厂的废气废水排放显著减少。这套技术后来被推广到其他石化领域，比如环己酮生产，2023年湖南石化建成全球首套20万吨/年环己烯酯化加氢装置，一次性投产成功，标志着中国石化技术达到了新高度。 闵恩泽并没有止步于此。晚年，他转向生物柴油技术研究，2006年在石家庄参与中试装置的设计与调试，推动绿色化工的发展。他主编的《生物柴油产业链的开拓》，为行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考。2013年，他捐资400万元，与中石化共同设立“闵恩泽能源化工奖基金”，鼓励年轻科研人员投身创新。2016年，闵恩泽因病去世，享年93岁。他的办公室被改建成纪念室，书桌上还保留着他未完成的手稿。2024年，中石化为他竖立等身铜像，铭刻着他对行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