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之后，中国科学院按照教授一级工资，给钱学森每月335.8元人民币，1957年起，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月增加津贴100元人民币，另外，每年年底给钱学森500元人民币左右的奖金。
钱学森出生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孩提时代亲历了国家的积贫积弱，青年时期更见证了外敌的铁蹄踏入国土，在那样的环境中，他深刻体会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主的国防和科技支撑，便难以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起初，他在上海交大攻读铁路工程，想着以“交通救国”，然而1931年的“一·二八事变”让他意识到，单靠铁路无法改变国家被动挨打的局面，自此，他将目光投向更高远的领域——航空航天。 1935年，钱学森获得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仅用一年时间，他便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随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并成为冯·卡门门下的高徒，在那里，他和导师共同提出了“卡门-钱学森公式”，对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仅才华横溢，更以严谨的科研态度和卓越的成果赢得美国航空界的高度评价，甚至有人称他为“理论空气动力学的未来之星”。 随着科研成果的不断积累，钱学森在美国的地位日益提高，他曾参与创建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美国空军研究火箭技术的核心成员，也被五角大楼视为战略资产，美国政府为留住他，不惜开出丰厚条件：每月超过3000美元的薪资，每年近5万美元的科研奖金，还有舒适的居所、研究自由以及可以自由出入军事重地的特权，对普通人而言，这些条件无疑是职业巅峰的象征。 在加州的岁月里，他从未停止思考一个问题：他的知识与能力，究竟该服务于谁？在他看来，科学的终极目的，并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或个人的成就，而是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振兴，他深知，只有掌握了核心科技，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强大，美国再优越，也不是他的归属。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态度骤变，钱学森因申请回国而遭到怀疑和软禁，整整五年，他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连基本的学术交流都受到阻碍，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妥协，没有放弃，而是坚定地等待时机，终于，在中美谈判和国际舆论的双重压力下，美国不得不在1955年放人，钱学森登上归国的船只时，曾对记者说，他不会再回来，他的心早已在东方扎根。 重返祖国后，钱学森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月薪仅为335.8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与他在美国的收入相比，几乎微不足道，但钱学森对此毫无怨言，他迅速投入工作，带领团队开展导弹、火箭和卫星技术的研究，彼时，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几乎是一张白纸，科研设备简陋，资料匮乏，甚至连基本的测试条件都难以满足，可钱学森从未抱怨，他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倾注在科研一线，亲自参与方案设计、技术论证和实验组织，推动了中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国防科技体系。 生活上的落差，他也从未放在心上，虽然工资不高，经济压力不小，但他和妻子蒋英一同过着节俭而朴素的生活，家中摆满了他自费购买的书籍和剪报资料，却舍不得为自己添置新衣，即便如此，他依旧坚持将稿费和奖金捐赠给国家和需要帮助的人，1957年，他出版《工程控制论》获奖一万元，这在当时已是惊人数字，但他却毫不犹豫地全部用于购买国家公债，几年后，公债到期，他更是将连本带息的一万一千五百元全部捐给中国科技大学，用于改善教学设施。 钱学森始终拒绝特权，单位曾考虑为他建造带院子的专属住房，他婉拒了，理由是“不能搞特殊化”，即便在晚年，他依旧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公寓中，从未为自己争取待遇提升，他也不喜欢做官，凡是安排行政职务，他多次推脱，他认为，科学家最重要的岗位，是在实验室和讲台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 他的价值观，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不喜欢张扬荣誉，1991年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后，他即刻要求媒体低调处理宣传，他始终强调，科学成就不是某一个人的辉煌，而是整个国家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他从未接受“导弹之父”的称号，只说自己只是做了应做之事，他用行动诠释了“科技为民”的信仰，也用一生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即便在科技领域之外，钱学森依旧目光深远，早在1992年，他便建议国家跳过传统汽车工业的发展阶段，直接布局新能源汽车，这一建议在当年显得超前，却在多年后成为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方向，可见，他不仅是工程技术的奠基者，也是科技战略的先行者。 2009年，钱学森辞世，享年98岁，他要求葬礼从简，不设排场，然而国家为表达敬意，派出全军仪仗队送行，当日北京突降大雪，天地肃穆，仿佛在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送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