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这是陈毅诗篇《手莫伸》中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这是陈毅诗篇《手莫伸》中的名句，也是陈毅一生的座右铭。从参加革命起到后来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陈毅从未向党和人民伸过手。党需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党分配的工作他从不讨价还价。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准备长征，陈毅和项英留下来，在敌人眼皮底下保卫根据地。那个时候，江西瑞金一带已经风雨飘摇，物资紧张得连盐都舍不得放多。但陈毅身上，缠着一个小金袋子，不是自己的私房钱，是党的经费。 这笔钱是干啥的？买武器、发工资、治伤员、做统战……可以说，党的命脉全靠它撑着。 金子得藏好，陈毅白天黑夜绑在腰上，吃饭也不敢松手。可到了夏天，衣服薄，金袋轮廓显了出来。他不是怕被人偷，是怕打仗时自己要是牺牲了，金子被敌人拿走了，党的一切都得从头来。 后来，形势更紧了，他干脆把所有金条摆到桌上，召集队伍：“同志们，这不是我的，是党的。万一我死了，尸首可以不要，这钱得带走！”他说完，把金条一分为几，交给信得过的同志，自己连一根都不留。那会儿命都可能不要的人，却对一块金子斤斤计较，只因这钱不是私人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成了上海的第一任市长。这个城市看起来是富庶之地，实际上乱七八糟、百废待兴。 经济崩溃、粮食紧张、治安混乱，黑市横行、物价疯涨。国民党走前，还故意制造恐慌，大量印钞票把通货膨胀推到极限。百姓的米袋子都快空了，商人也心里没底，不知道这新政权到底靠不靠谱。 陈毅做了第一件事：稳定人心。怎么稳定？不是喊口号，是去谈、去讲、去“喝茶”。 有一次，荣毅仁和刘靖基这两位上海工商界大佬请陈毅去家里吃饭。按当时的氛围，这是件挺敏感的事——干部去资本家家里？是不是“走资”？怕出事。 陈毅笑了，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怕犯错误就不动了？把手脚捆起来过日子，我才不干！” 他不仅去了，还带了夫人张茜和孩子们一起吃了顿家常饭。没讲革命道理，就是谈天说地，了解情况。吃饭归吃饭，事办得实在。后来这些资本家成了政府的支持者，带头捐款、缴税，办工厂请工人，搞得挺红火。 上海不少私营企业家本来都准备跑去香港、美国，他这一顿饭，起了大作用。谁都怕不确定的未来，他给出了稳定的信号。 很多人说陈毅“嘴快”，有点冲，可他冲得有底气。他讲真话，而且专讲大实话。 1950年，全国统一财经，上海也开始征税、卖公债。老百姓日子难，资本家更是吃不消。有的资本家一看交税多了，就故意赖账、喊苦，有的干脆装病装死，甚至有人带头煽动工人闹事，搞“你去找政府要工资”的戏码。 陈毅当时也急。他说，国家财政要平衡，资本家该交的不能少，但也不能搞“挤奶把牛挤死”。他说了句很重的话：“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是‘左’倾幼稚病！” 这些话，不好听，但该说。他亲自给中央写信、发电报，三个月里发了六封，反映上海真实情况，提出具体建议：缓交税、缓买公债、放宽政策。 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措施。政策松了，市场稳了，资本家又有信心，工人也安心上班。一个城市的经济秩序慢慢恢复正常。 讲真话，说实情，这不是胆大，是责任重。讲真话，是因为不想让群众吃亏。真要做错了，不是群众埋怨，是整个政权都要背锅。 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陈毅的魄力也让人佩服。 建国初期，很多老政客、文化界人士、商界大亨，有些人还跟汪伪政权沾边。一般人都避之不及，担心“用错了人”，会惹麻烦。但陈毅直接下令：“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跑香港，说明还是想留在大陆。只要没有参与反共活动，就要用。” 他不是乱用人，而是基于分析、基于信任。他说得也干脆：“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陈毅这一“负责”，让许多人得到了妥善安置，也让很多原本观望甚至犹豫的人，心里踏实了。说到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党的政策，也是他一贯的作风。 陈毅还有个特点，就是对人不分级别、身份，无论是党内外、高官还是老百姓，都一视同仁。 解放后，他在上海主持一次干部会议，某部委派来一位年轻干部汇报工作，言辞夸张、满嘴“形势大好”。陈毅当场打断：“请你讲实际，不要讲大话。我们不是开表演会。” 连“自己人”都不护短，这不是“脾气大”，而是他对党的工作极其认真。他知道，错的不是说几句“漂亮话”那么简单，那是对人民的不负责。 他也不怕得罪人。一次，他在会上批评某位领导说话不严谨，对方脸色发青。他也不搭理，讲完自己的话转头就走。有人问他怕不怕得罪人，他说：“我怕得罪党，怕得罪老百姓。” 陈毅的事迹很多，但贯穿始终的是一条线：他没伸过手，不为自己捞一寸半分。 他说：“讲真话，天不会塌。”他还说：“这不是我的，是党的。”这些话，是他的底线，也是他一辈子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