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何叔衡在转移过程遭遇敌人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年事已高的何叔衡不愿连累大家，就对同行的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 1876年出生的何叔衡，是湖南宁乡人。他是旧时代的读书人，年少时读四书五经考科举，后来中了秀才，这在当时是文化人的起点。也正因为这份文化积淀，他不仅能写得一手好诗文，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跟别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在功名路上一路追求当官发财，而是在接触新思想之后，选择了走一条危险、艰难，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回头路”的革命道路。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早在1918年，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就一起组建了“新民学会”。这是一个标志性节点。彼时的何叔衡已经四十出头，而毛泽东才二十来岁。两人相差将近二十岁，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这说明什么？说明何叔衡是那个时代极少数能够“代际跨越”的知识分子，他不但能理解年轻人的思想，还主动帮助他们成长。 在“新民学会”之后，他和毛泽东又一起参与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个学校不只是教授知识，更是一所革命熔炉。从这里走出了杨开慧、陈赓、毛泽覃、夏明翰等许多后来影响深远的人物。何叔衡不是那种站在台前的“革命明星”，他更像一个扎根土地的“园丁”——默默地教、耐心地引，不求名声，但效果却实实在在。 夏明翰早期就受到何叔衡的直接帮助。他被祖父阻挠革命时，是何叔衡帮他逃出家庭的桎梏，并推荐他入读湖南自修大学。甚至在他申请入党时，何叔衡还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入党？”夏明翰答得很好，但何叔衡说得更深刻：“如果是为个人好处，那是奇耻大辱。” 提起革命者，很多人会以为他们都是“只讲牺牲，不谈家庭”。但何叔衡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从不回避“小家”的存在。他不是不爱家庭，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 1921年8月，他参加完中共一大后回到湖南开展工运。在策动北伐的过程中，他通过自家堂兄何梓林联络孙中山。这不是走“关系”，而是他真诚地希望能为湖南革命争取到更多力量。堂兄何梓林后来参战北伐，在福州牺牲，年仅三十多岁。何叔衡悲痛之余，却依然坚定——这是家国并举最朴素的体现。 他写过一句话，“我绝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这句话，他不仅说给义子听，也留给了子孙后代——这是他最朴素的政治立场。 家人并非他的牵绊，而是他理念传递的对象。1931年他前往苏区工作前，曾给女儿们留下诗句：“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这句诗脱胎于陆游，但情绪却比陆游更坚定。他不是无奈离家，而是自愿走上这条“不归路”。 何叔衡在苏区的3年，是他生命最后阶段，但他并没有“养老”。他负责的主要是工农检察、审判、内务等事务，看似不如前线“威风”，却是保障苏区制度运行的根基。 他没有官架子，也从不居功。他那时已是老同志，但从不要求特殊待遇。萧三曾评价他“作事不辞牛荷重，感情一堆烈火腾”，这不仅是文学性的赞语，更是实实在在的写照。 在苏区时期，他常常鼓励年轻干部，不厌其烦地做思想教育。他不是站在高位训人，而是像个亲切的大哥，用自己经历、诗词甚至失败经验来传授教训。他那种“能谋又善断”的风格，特别适合在环境动荡、制度尚未稳定的苏区起作用。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他因年事已高，没有随主力部队长征，而是留守负责苏区转移相关事务。彼时，他已近花甲，依然不愿“退休”，仍然奋战在一线。 1935年2月，情况急转直下。国民党大举围剿，何叔衡等人被迫转移。队伍在转移过程中不幸被包围，形势极其危急。作为年纪最大、行动不便的他，明白自己继续随行只会拖累队伍。 于是，他当机立断，对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纵身跳下悬崖。 他没有迟疑、没有犹豫。 何叔衡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遗言，也没有写下感人至深的遗书。他走得干脆，像他一生一样清楚、直接。 很多年后，谢觉哉写他“临危一剑不返顾”，说的就是他最后那一跳。 革命从来都不是靠几个口号撑起来的，而是靠一个个像何叔衡这样的人：老实、坚定、能干、清醒。 他那句“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听起来简短，但落地时却比千言万语都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