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0日凌晨，68岁的傅筱庵在自己的宅邸中被杀害。
1940年的上海，早已没了昔日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淞沪会战的硝烟还未散尽，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成了日军铁蹄下的殖民地。刺眼的膏药旗随处可见，日本兵的巡逻声此起彼伏，寒意和压迫感笼罩着这座城市。在这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仍有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傅筱庵便是其中一个。他曾是北洋政府的官员，在政坛摸爬滚打几十年，善于见风使舵。他看准了日本势力的崛起，毫不犹豫地投靠了汪精卫，于1938年出任伪上海市市长。此后，他更是嚣张跋扈，为非作歹。有人称他老奸巨猾，有人斥之为政治毒瘤，但他却自诩为“识时务者”。
傅筱庵的府邸位于虹口，占地极广，戒备森严。他早年曾经历过几次暗杀，因此加派了大量警卫，府邸如同铜墙铁壁。他深知当汉奸的风险，甚至连夜壶旁都放着一支手枪。他却没想到，真正的危险并非来自门外，而是潜伏在他最信任的人身边。
他的仆人朱升，从小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流落到上海靠打零工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倒在傅府门前，命悬一线。傅筱庵出于同情，将他救下。或许是同乡之谊，或许是出于施恩图报的想法，傅筱庵不仅收留了他，还让他在厨房做工。日久生情，朱升成了傅府的大厨兼管家，十几年来一直照顾着傅筱庵的饮食起居，成为府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表面上，主仆二人关系融洽，傅筱庵私下称朱升为“家人”，朱升也始终恭敬有加。随着傅筱庵一次次向日军靠拢，这种看似牢固的关系开始暗流涌动。傅筱庵投靠日军后，朱升内心波澜起伏。他虽然没读过多少书，却很有骨气。他的家乡在苏北，那里在战争初期遭受了日军的残酷屠杀，许多亲戚朋友都死于非命。每次听到傅筱庵在饭桌上歌颂日军的“英明”和“仁政”，他都强忍怒火，面带微笑地伺候着。府里的人都说他沉稳，却不知他心中早已划下了界限。
军统早就将傅筱庵列为目标，多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傅府内部。经过调查，他们发现朱升可能是唯一的突破口。他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牵挂，但内心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不贪财，但却痛恨日军；他不争权，却明辨是非。于是，一场秘密策反行动悄然展开。
与以往策反特务或士兵的方式不同，军统对朱升采取了极其谨慎的策略。他们没有操之过急，而是通过一家暗中联络的酒馆，慢慢接近他。他们与朱升谈家乡，谈时局，谈那些被日军焚毁的村庄和遍地尸体的田野。朱升默默倾听，每次都准时赴约。在一个深夜，他停下了回府的脚步，将一封密信藏在了衣襟里。
傅筱庵防备森严，但对朱升却毫无戒心。他相信朱升忠心耿耿，救命之恩和十年的信任在他看来胜过一切。人心难测，恩情再深，正义更重。朱升早已磨好了那把用来切菜剁骨的菜刀，足足三天。
那是一个阴冷的夜晚，傅筱庵参加完汪伪政权官员的宴会回来，醉醺醺的，大喊着“皇军满意我就满意”。朱升像往常一样扶他上床，脱鞋、盖被、倒水，动作娴熟。傅筱庵很快就睡着了，鼾声震天。朱升却久久不愿离开，他默默地站在床前，看着这个年迈的背影，百感交集。他曾经的恩人，如今却是千千万万百姓的仇人。
他回到厨房，取出了那把菜刀，刀锋在灯光下闪着寒光。他没有哭泣，也没有犹豫。他知道，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违抗主人的命令。他轻轻推开房门，傅筱庵依然睡得沉，毫无察觉。朱升举起刀，屏住呼吸，一刀刺下，结束了这一切。
鲜血染红了床单，像夜空中绽放的一朵梅花。傅筱庵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朱升擦拭干净刀身，换好衣服，将菜刀放回原处。天快亮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门，守门人向他点头致意，他也照例回应。
直到上午，傅府的管家发现老爷还没起床，敲门无人回应，打开房门后，瘫坐在地，惊恐的大叫声惊动了整个府邸。消息传出，伪市长暴毙家中，无声无息，震惊了整个上海滩。
日方震怒，下令全力追捕凶手，却始终没有结果。朱升仿佛人间蒸发，从此销声匿迹。有人说他早就安排好了后路，有人说他与军统事先约定好了，事成之后立即脱身，甚至还有传闻说，他带着一个女子远走南洋，从此务农为生，再未过问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