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左宗棠逝世，慈禧太后闻讯后，急切翻阅他临终奏疏，神情骤变，随即下令：“准奏左爱卿生前遗愿。”
1885年秋季，一代名臣左宗棠在福州与世长辞。 这在当时动荡的清廷似乎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国事艰难，朝野上下都为内忧外患所困扰，这位年迈重臣的离世，很快便被淹没在更大的风波之中。数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国土沦丧，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老臣留下的奏章，那句“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掷地有声，字里行间满含着忧国忧民的赤诚。
左宗棠并非天生就位列国家功臣榜。他出生于湖南湘阴，年少聪颖，却屡试不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能高中。按常理，他只能回到家乡务农，或许当个教书先生。但他不甘平庸，转而投身政坛，担任幕僚，得到曾国藩、骆秉章等人的器重。他以文采见长，最终却以军事才能名扬天下，成为清末罕见的文武全才。
太平天国起义成为左宗棠军事生涯的起点。那时他已经四十多岁，并非年少成名，而是大器晚成。朝廷任命他为浙江巡抚，面对太平军在东南地区的扩张，他以湘军为基础，整顿军队纪律，重新部署防务。几年时间，便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平定了浙江和福建的战乱。平定战乱后，左宗棠并未止步于军事功劳，而是着手发展地方经济，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兴办军事工业，福州船政局就是他一手创办的。他深知，单凭冷兵器和旧制度，难以抵挡西方列强的侵略，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才能自强图存。虽然洋务运动是清廷的整体政策，但左宗棠的执行力和远见卓识，尤为突出。
真正使左宗棠名垂青史的，并非他在东南的战功，也非他的洋务成就，而是他那场惊天动地的西征。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朝野震惊。新疆长期战乱，阿古柏占据天山南北，列强虎视眈眈。朝中因此分成两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认为新疆“地广人稀，得不偿失”；而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则坚决主张收复新疆，认为“放弃一寸土地，就等于放弃整个国家，今天是新疆，明天就是中原”。 这不仅仅是地理战略的争论，更是国家命运的抉择。
左宗棠最终说服朝廷，出任陕甘总督，负责西征事宜。那时他已经年近六十，身体衰弱，国家财政也十分紧张。但他筹措军费，得到湖南、江南富商的支持，胡雪岩是他的主要后盾。左宗棠深知此战事关重大，便命人准备棺材随军，表明他决胜负的决心。湘军、楚军、绿营组成的西征大军，从甘肃、陕西出发，翻越戈壁，穿越沙漠，历时两年，收复了天山南北，通过外交手段也收回了伊犁，保全了国家疆域。
西征胜利后，左宗棠上奏朝廷，请求设立新疆行省，他认为“收复新疆是为了保卫蒙古，保卫蒙古是为了保卫京师”。他的战略眼光不仅着眼于眼前，更着眼于长远的国防体系建设。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成为今天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理和政治基石。
西征凯旋后，左宗棠并未退休。越南局势紧张，法国人从南洋入侵，步步紧逼，清廷再次面临战争与和平的抉择。左宗棠坚决主张抗法，要求调集水陆军队迎敌。主和派占据上风，李鸿章等人主张议和，避免全面战争。左宗棠虽然临危受命，负责东南军务，但权力受到限制，难以施展。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十一艘铁甲舰沉入海底，成为洋务运动的重大挫折。这件事对左宗棠打击很大，他多次上奏，请求设立海军大臣，改革海军体制，并建议将台湾设为行省，加强东南沿海防御，但他的奏章却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应。
左宗棠晚年退居福州，久病不愈，视力严重下降，但他时刻关心国家大事。1885年秋天，他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接连上奏多份奏章，恳切陈述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台湾孤悬海外，是七省屏障，绝对不能放弃”这句话，具有极强的预见性。当时法国舰队频繁在福建沿海活动，台湾防御空虚。左宗棠强烈呼吁设立台湾省和加强防御，但朝廷反应迟缓，直到他去世后，清廷才设立台湾省和海军衙门，但时机已过。
左宗棠的逝世，并没有平息朝野的争议。他一生刚正不阿，多次与主和派发生冲突，树敌众多。他的谥号迟迟未能确定。礼部拟定谥号为“文忠”，被慈禧太后否决，认为“忠”字过于普遍，难以体现他的功劳。军机大臣参考以往的例子，建议用“文襄”为谥号，慈禧太后同意了，算是对他一生的最高评价。
他去世后不久，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更加迅速，德国占领胶州湾，日本觊觎辽东，英俄争夺中亚。左宗棠当年用鲜血和生命筑成的边防，逐渐被撕裂。若干年后，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废墟上，再次阅读左宗棠的奏章，感叹他的远见卓识，后悔当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一切都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