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万志愿军回国后如何安置？杨勇上将提出建议，中央：同意 1958年10月25日，当朝鲜人民夹道欢送最后一批中国志愿军战士踏上归国路时，很少有人知道这背后曾有过怎样的艰难抉择。然而，这一切还要从5年前说起。 1953年7月，朝鲜战场上，杨勇指挥的金城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位曾在湘江战役中被子弹击中右大腿却强忍剧痛拔出弹片，继续率军与敌人肉搏的将军，如今正带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书写最后的辉煌。 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最后一场大战。在杨勇的精心部署下，志愿军将兵力组成了三个作战集团，分别是中央集团、西集团和东集团，还留有一个师作为预备队。7月13日黄昏，志愿军千余门大炮齐发，向敌军猛烈开火，红光照亮了半边天空。 经过激烈战斗，志愿军突破了敌军15公里的防线，歼敌52000余人，给敌人带来了沉重打击。正当杨勇准备乘胜追击时，电话铃响了。＂解方同志传来消息，说敌人被打得哇哇叫，准备签字了，我看你们也停下来吧，别打了。＂电话那头是邓华的声音。 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日成、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停战协议虽然签订了，但毛主席却十分忧心：＂130万志愿军如何安置？＂这是个绕不开的难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一次性安置130万军人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此外，李承晚不甘心战败，频频派兵骚扰朝鲜边境，美军也仍然驻守在韩国。如果贸然撤军，朝鲜的安全将面临严重威胁。 更令人担忧的是，朝鲜战争后，朝鲜的基础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依靠朝鲜自身的力量，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朝鲜政府也请求中国继续驻军支援重建。 面对这一系列难题，杨勇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创新方案：让志愿军分三批回国。第一批安置在东北，随时保持战备状态；第二批安置在济南一带，加强中部军力；第三批安置在武汉，增强西南防务。这样既能确保国防安全，又能避免一次性安置130万大军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压力。 杨勇的建议与粟裕的想法不谋而合，粟裕也认为可以根据需要将第二批志愿军向华中、四川等地转移安置。彭德怀同意了这一方案并上报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中央最终采纳了杨勇的建议。 停战协议签订后，志愿军战士们本该高高兴兴地回国，却在异国他乡又度过了五个春秋。五年间，他们不仅是朝鲜和平的守护者，更成为朝鲜战后重建的生力军。 1953年，当朝鲜半岛上枪炮声刚刚平息，一场严重的旱灾又袭击了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朝鲜人民辛苦耕作的农田颗粒无收。面对这一困境，志愿军战士们毫不犹豫地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军粮中省出口粮，分发给当地民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号在这一刻展现出了它的深刻含义。 平日里，志愿军战士们完成巡逻任务后，便投入到建设工作中。他们帮助朝鲜人民修建了多座大型水库，近四千座桥梁与铁路，为朝鲜民众建造了五万多间房屋。这些工程不仅改善了朝鲜人民的生活条件，也为朝鲜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在志愿军的帮助下，朝鲜的经济水平逐渐从战后恢复到了战前状态。 与此同时，美国却不断散布谣言，声称中国想要占领朝鲜。事实上，正是美国军队打算长期驻扎在韩国。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高明的策略：让朝鲜方面先提出撤军请求，然后由中朝双方共同发表声明。这样一来，既能展示中朝友谊，又能在国际舆论上占据主动。 1957年，毛主席和金日成在莫斯科达成协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958年全部撤回国内。杨勇为了确保撤军工作顺利进行，提出了＂交好、走好、到好＂的原则——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和武器装备以外的物品交给朝鲜人民军，安全撤出朝鲜，回到国内后服从国家的需要。 1958年春节，周总理和陈毅来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在此期间，杨勇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将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的时间定在1958年10月25日，正好是志愿军出战八周年，具有纪念意义。周总理将这一建议报告给中央，很快得到了批准。 从1958年3月起，第一批志愿军开始陆续按计划撤离。这些回国的战士们被安排到了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有的被秘密转移到戈壁滩，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做贡献；第二批志愿军则继续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第三批战士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在鸭绿江的中国一侧，一座宏伟的凯旋门已经建成，静待归国的英雄们。1958年10月25日，当最后一批志愿军战士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们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