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朋友圈那里，冰心才算是“交际花”。她与吴文藻结婚时，梅贻琦送贺诗，直白说“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似有意替林徽因报那一箭之仇。 冰心在民国时期的社交形象，远比她的文学形象更复杂、更具冲突感。 虽以“清纯婉约”的文学作品，获得了许多赞誉，这位被大家称为“温婉文人的化身”的女性，实际生活中充满了，活力与热情，完全不如外界所见的那般安静。 那时，她常常穿着“拖地的薄纱长裙”，与她的女友们一起，夜晚赴万国大饭店跳舞，尽情享受那个时代的社交圈。 在她的散文中，也能看到她对热闹生活的向往，不是与人长谈文学，而是亲身融入人群，参与到热烈的社交场合。 这种特质，与同时代的林徽因完全不同。 林徽因的社交圈以学术讨论为主，气氛严谨，满是建筑学和文化探讨。 与之相比，冰心的社交更世俗化，聚会的主题从来不局限于高深的文化与哲学，而是充满了流行时尚的色彩。 这种“交际花”的形象，在民国文人眼中，既有褒奖也有贬低。 最为显眼的调侃来自梅贻琦，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他的评价极为辛辣，曾写下“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的诗句，这既是对冰心婚姻的一种玩笑，也隐含了他对冰心，在社交圈形象的复杂态度。 梅贻琦一方面，对冰心的文学成就表示认可，另一方面却无法接受，她将个人生活，与世俗社交结合的方式，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和知识分子的严肃性发生冲突。 梅贻琦调侃“书呆子”吴文藻与“交际花”冰心的婚姻，仿佛在说，这种不对等的结合注定是个笑话。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深层背景。 梅贻琦与林徽因的关系颇为复杂，尤其是在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积累的矛盾。 林徽因长期主持的“太太客厅”，一直都没有邀请冰心参加。 冰心看在眼里，心里自然不爽。于是，她在自己的散文《我们太太的客厅》中，暗讽林徽因的沙龙文化，批评这种只讲风花雪月的聚会。 而林徽因的回赠山西醋，常被解读为“吃醋”，这是她对冰心，未被邀请的不满情绪的隐喻。 梅贻琦的诗句，似乎是替林徽因出气，或许他觉得冰心，不应该凭借她的“交际花”身份，和“世俗魅力”来介入这场，文学和学术的较量。 表面上，他的诗是在调侃冰心和吴文藻的婚姻，其中的含义并非单纯的幽默。 梅贻琦的诗句背后，可能带有对冰心社交策略的批评。 他通过“书呆子”与“交际花”的对比，展现了自己对这种结合的否定。 而这些矛盾，恰恰是民国文人，对于冰心的双重评价：既认可她的文学，但又质疑她的“交际花”身份，是否与学术的严肃性兼容。 冰心与林徽因的关系，也从同窗情谊逐渐转变为敌对。 两人曾因梁思成与吴文藻的同窗关系，和福建同乡身份建立了联系，后来她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联系逐渐疏远。 林徽因的沙龙文化，渐渐走向权力和光环的中心，她成了“人群中的明星”，而冰心则不甘心这样的社交方式，她认为这种沙龙文化过于做作、矫情。 冰心的“爱的哲学”与，林徽因的“建筑美学，从根本上产生了冲突，冰心始终无法认同，林徽因那种以“美学”，作为基础的社会地位建构，认为那不过是，对文化的“表演”。 林徽因也看不惯冰心表面上的清高，与内心的世俗。 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让她们变得越来越疏远。 梅贻琦的诗句或，许能折射出这种微妙的分歧和矛盾，表面上是他对冰心，与吴文藻婚姻的戏谑，实际上却也可能反映了，他对两位女性文学创作风格，和人格特质的深刻观察。 在梅贻琦看来，冰心的“交际花”身份，和林徽因的“书呆子”形象，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既是对冰心社交策略的调侃，也暗示着两者，文学创作理念的深刻分歧。 冰心的婚姻，本身便充满了戏剧性，曾公开吐槽吴文藻“不谙世事”，连买点心时都只知道说“马”，这样简单的社会行为，也让冰心一度感到挫败。 这样的婚姻生活，反倒成了文人圈中的笑谈。 梅贻琦的诗，或许正是基于，对这些现实时刻的观察，他写下了这一句耐人寻味的诗句。 梅贻琦的调侃，或许并非意图直接，介入冰心与林徽因的矛盾，而是对冰心在婚姻，和社交生活中的“非理性”做出一种评判。 冰心与林徽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是简单的“朋友”，与“敌人”的对立，而是两个文化符号之间的较量。 她们的冲突，是在文学观念上的碰撞，更是时代背景下，两种女性自我塑造的对比。 冰心和林徽因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私人恩怨，变成了那个时代女性在文化、社会、婚姻等多重领域中的挣扎与选择。 参考资料： 龚鹏程. 《民国文化人物与文学潮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