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病理学家从染料中提取抗癌药，对3岁亲生女儿进行人体实验，最终竟斩获诺奖却被国家拒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32年的一天，德国病理学家格哈德·杜马克正在实验室工作时，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他三岁的女儿在接受一次普通的注射时，由于使用了未经消毒的针头，导致了严重的细菌感染。 随后，女儿的伤口开始迅速恶化，链球菌在她幼小的身体里快速繁殖，高烧持续不退。主治医生告诉杜马克，如果想要挽救女儿的生命，必须立即进行截肢手术，将她已经感染发炎的手臂切除。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样的医疗事故并不罕见。那是一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即便是最简单的细菌感染也可能夺去人的生命。 虽然青霉素已经被发现，但距离能够用于临床治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这样的困境，作为一名医学研究者的杜马克，开始思考是否能用自己正在研究的项目来挽救女儿的生命。 杜马克当时在欧洲最大的化学公司——法本公司的拜耳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有一个特殊的研究方向：从染料中寻找具有抗菌特性的物质。 这个看似奇怪的研究方向，其实源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现。1856年，科学家们发现某些紫色染料能够穿透细菌的外壳，让细菌染上颜色。更重要的是，一些合成染料还表现出了抑制细菌生长的特性。 这个意外发现彻底改变了拜耳公司的发展方向。作为一家始于1863年的染料企业，拜耳最初的创始人一位是商人，另一位是颜料专家，与医药领域完全不相关。直到1925年，拜耳与其他公司合并成立了法本公司，开始大力发展医药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杜马克的研究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他的任务是要找出能够对抗细菌的新型药物，而原料就来自于各种各样的染料。 这项研究工作充满了挑战，杜马克已经尝试过上千种不同的染料，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而现在，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他必须尽快在众多染料中找到能够挽救女儿生命的那一个。 在寻找抗菌药物的过程中，杜马克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动物实验。每一次实验，他都会先让细菌感染小白鼠，然后通过喂食或注射的方式测试不同的染料。 数千只小白鼠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生命，但这些牺牲并没有白费。在试验了数千种偶氮类染料后，杜马克终于发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红色染料——百浪多息。 在动物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小白鼠和兔子对百浪多息的耐受量在每公斤体重500毫克以下。如果超过这个剂量，实验动物就会出现呕吐等不良反应。 面对这种情况，杜马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百浪多息的第一位人体试验者。 在当时，这种做法无疑是极其冒险的。杜马克给女儿服用的剂量超过了10克，这个剂量比现在的标准用量要高出好几倍。 但结果出人意料的好：几天之后，女儿的病情开始好转。感染的细菌被成功抑制，原本面临截肢危险的手臂也得到了保全。 后来的研究证实，磺胺类药物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它在微观层面上玩了一场＂狸猫换太子＂的游戏。细菌生长离不开一种叫做叶酸的物质，而对氨苯甲酸（PABA）是细菌合成叶酸的重要原料。 磺胺药进入人体后，会与PABA竞争，抢占细菌中的二氢叶酸合成酶。一旦磺胺药占据优势，细菌就无法正常合成叶酸，也就无法继续生长繁殖。 为了确认这个发现的可靠性，杜马克又投入了三年时间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到1935年，他终于整理完所有实验数据，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 这个发现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成功合成了可以对抗细菌的药物。它不仅挽救了杜马克女儿的生命，更为人类对抗细菌感染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当杜马克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医学界的反应却十分冷淡。大多数医生对这种从工业染料中提取的新药持怀疑态度，担心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种局面在1936年发生了重大转折。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患上了严重的链球菌性咽喉炎，连哈佛医学院的专家都表示无能为力。 一位了解德国最新医学进展的医生提出尝试使用百浪多息。这个建议得到采纳后，小富兰克林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最终完全康复。 这个案例立即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百浪多息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接受。短短十年间，全球就开发出了超过5000种磺胺类衍生物。 1939年，为表彰杜马克在抗菌药物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当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他。 在1937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政府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德国公民接受诺贝尔奖。这项禁令的出台源于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位反法西斯的德国记者，这让纳粹政权感到愤怒。 因此，杜马克不得不等到1947年，才终于拿到了这枚迟来的奖章。但到那时，奖金已经被重新分配，他只得到了一份荣誉证书。 时至今日，磺胺类药物在发达国家的使用已经大大减少，基本被新型抗生素取代。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仍然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