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25年，黄茂才诞生在四川自贡容县一个贫寒的佃农家庭。求学期间，他接受了当地简陋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便回到家中务农。家境的困顿和饥饿的记忆，使他早早体会到社会底层人民的艰辛。年轻时因担忧遭遇强制征兵，他被迫进入地主家担任勤杂工。 在国共内战的激烈浪潮中，黄茂才先后进入了地方政府部门，继而在局势变幻中被划入特务体系。1947年底，随着政治机构的重组，他被调任至渣滓洞监狱，担任看守人员。这个岗位使他得以近距离接触那些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在押人员。初始阶段，监狱内外的形势和严苛的规训，使黄茂才对“罪行”有着本能的认同。但随着看守工作日复一日的实践，他逐渐发现，狱中并非如传言中那般恶贯满盈；而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被关人员，反而让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产生了不同的认知。 在监狱中的一段插叙中，可以看到黄茂才与两位被押者之间的微妙互动。一次偶然的值班，他注意到登记表上的名字及地址，让他认定这是一位来自邻近地区的同乡。随后，另一位身份特殊的女犯人进入监室，其名号后来广为人知。虽然当时的情势使得黄茂才不得不保持克制，但内心里，他对这位后来被誉为革命烈士的女子产生了敬意。这种无形的联系在随后的岁月里，成为他转变立场的重要节点。 不久后，那些真正具有革命情怀的同志们开始在狱中秘密组织联络，而黄茂才受到狱内同志的感染和引导，开始利用看守身份在暗中协助传递信息、传递报纸，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代为传送具有重大意义的信件。历史的推演中，他曾多次将外界战事的最新进展带回狱中，使得那些被困于黑暗中的人们得以窥见解放军在辽沈、平津等战场上的胜利。黄茂才的这一系列举动，虽然处于秘密状态，但在后来的调查中，成为其行为正面评价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监狱内的另一组人马也在默默筹划一件事。他们决定为这位在危机中屡屡传递希望之光的看守筹织一件毛衣。毛线、针脚与秘密合作的结果，成为一件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物件。这件毛衣不仅是对那段艰苦岁月的见证，也是后来黄茂才证明自己曾尽过一份责任的重要实物。但随着政治斗争的不断升级，这件毛衣在一次彻底的抄家行动中不翼而飞，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一道不可弥补的遗憾。 1951年2月2日，黄茂才在四川自贡容县的故乡被突然抓捕。村中百姓在知晓其身份后，纷纷聚集要求严惩这位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罪名的嫌疑人。民众对“11·27”惨案的记忆犹新，错误地将黄茂才与惨案相联，认为他是江姐等革命志士惨死事件中的主谋。面对这种指控，他在被收押后曾如实陈述当年的真实经过，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与可靠见证，陈述未能得到采信。 在审判前夕，一封来自家族的急报将一切推向了新的高潮。家中长辈在得知次日将举行公判会时，焦急的气氛弥漫开来。家人急匆匆赶往县城，途中遇见熟识的亲属，从他缓慢而凝重的面容中预见了案情的复杂。公审现场，因流言与仇恨的驱使，围观群众一致要求以极刑处决黄茂才。面对这扑面而来的谴责，黄茂才站在刑场上，坚决喊出自己无辜的冤屈。他极力辩解，声称曾为江姐等人提供了帮助，并强调自己并非特务的本质。这一呼喊虽然未能立即改变判决，但在舆论上引起了不小波澜，使得案件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中的疑点。 在此后案件的推进中，一位参与公审的家族长辈以昔日黄茂才在地方上从未作恶为证，提出案件可能存在误判的隐情。此种情况使得法院不得不将原定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尽管如此，黄茂才所受到的刑罚与名声，依旧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1981年9月，经过有关部门的反复调查核实，当年狱中诸多事实及黄茂才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充分确认，最终宣布其无罪。长达数十载的等待与委屈，终在那时得到历史的纠正。此后，黄茂才的经历成为研究渣滓洞那段黑暗岁月以及人民内部斗争中错综复杂现象的一个重要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