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子夜，63岁张廷玉刚躺到小妾的床上，突然太监来传旨。他顿时吓得面如土灰，衣服都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外跑。 就在这个夜晚，年过六旬的张廷玉刚在小妾房中躺下，太监的传召就突然而至。那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个寒夜的宁静。当他听到是宫里来人时，一种不祥的预感让他浑身发冷。在历经三朝的宫廷生涯中，他从未经历过如此紧急的深夜召见。 张廷玉连衣服都来不及好好穿戴，就往外奔去。身后的小妾手忙脚乱地想要帮他整理衣冠，却被他焦躁地推开。在这个危急时刻，任何耽搁都可能酿成大祸。他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门，踉踉跄跄地爬上了马背。 寒风凛冽，马蹄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一路上，张廷玉遇到了同样被召入宫的几位大臣。他们彼此对视一眼，却都沉默不语。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凝重，因为他们都明白，能让皇上在子夜时分同时宣召这么多人，必定是发生了重大变故。 当他们走进圆明园时，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园中已经聚集了众位皇子和大臣鄂尔泰等人，所有人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阴霾。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气氛，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终于，他们被引入了雍正帝的寝宫。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骇不已。雍正帝躺在龙床上，气息微弱，面色灰暗，五官都在流血。御医们围在床前，却束手无策。当所有被召见的人都到齐后，雍正帝勉强睁开双眼，想要说些什么，却已经发不出声音。没过多久，御医宣布了那个最令人震惊的消息：皇上驾崩了。 雍正帝的一生充满了智慧与矛盾，他以冷峻的政治手腕治理国家，却又因对佛道思想的浓厚兴趣，在精神世界中寻求平衡。雍正不仅是一个精明的统治者，更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家，体现了传统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哲学的融合。 青年时代的胤禛以聪慧和勤勉著称，同时他对佛学和道家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佛教与道教提供了一种超越凡尘的视角，能够引导心灵追求宁静与智慧。他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频繁交往，还曾自号“破尘居士”，这一称号暗示了他试图摆脱世俗烦恼、探究真理的愿望。这种精神追求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胤禛生性严谨，却又充满孤独感，佛道思想或许为他提供了一种平衡内心冲突的途径。 然而，胤禛的信佛行为并非完全脱离现实，他深谙宗教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登基为帝后，他多次通过宗教政策调节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矛盾。西藏地区是当时清朝的重要边疆，喇嘛教在这一地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雍正通过安抚喇嘛教、赐封高僧头衔等措施，成功地维持了西藏的稳定。他支持满文译本《藏文大藏经》的编纂，标志着他不仅是一个虔诚的佛学研究者，更是一位以宗教为政治工具的统治者。 雍正对禅宗的兴趣尤为突出。他以“圆明居士”自号，表明自己对禅宗智慧的尊崇。他将古代禅师的语录汇编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用以阐扬禅学思想。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宗教文献，更是一种政治宣示，表明他是禅宗血脉的护持者。为了维护禅宗的正统性，他还撰写了《拣魔辨异录》，明确要求地方官对禅宗的特定支派进行严查，以打击异端，维护宗教内部的秩序。这种行为虽体现了他作为“护法之王”的姿态，但也反映了他对宗教事务的高度干预。 除了佛教，雍正对道教的兴趣也颇为浓厚。他在宫中养着娄近垣、张太虚等道士，与他们探讨道教经典和修行之法。在雍正的眼中，儒、释、道三教虽然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通过教化引导民众，维持社会秩序。他的这套“三教合一”思想，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他试图通过三教融合，为社会稳定提供多元化的精神支柱。 然而，雍正的宗教兴趣也引发了朝臣的不满。一些官员认为皇帝过于沉迷佛道事务，甚至让僧道人物干涉朝政，这种行为可能威胁到国家大局。对此，雍正表现出极大的敏感。他在公开场合否认缁衣干政，同时强调自己的信仰是为了修身齐家，而非逃避责任。他的解释既是对外界质疑的回应，也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需要利用宗教的力量维持统治；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谨防自己因信仰过深而失去儒家所倡导的实务精神。 雍正的宗教实践在他的个人行为中也有体现。他不仅著书立说，还亲自参与佛事法会，甚至收纳门徒。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与他务实的政治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后人描绘了一位既是皇帝又是宗教信徒的复杂形象。晚年，雍正在宫中频繁举行佛教法会，可能是为求内心平静，也可能是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精神上的慰藉。 雍正帝对宗教的兴趣与其微服出行的经历相呼应。在青年时期，他曾以平民身份游历杭州，观察民间疾苦，广结贤才。这种行为既出于个人兴趣，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在杭州与卖字书生的一段往事，充分展示了胤禛的机智和审慎。他帮助书生考取功名，却又在其成名后，通过一个错字提醒其保持谦逊，这种教育方式反映了他既重才又防才的心态。登基后，他不仅将佛道思想融入治国理念，也在个人修养中践行三教合一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