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梁思成向中央提议要把人民大会堂建在五棵松，中央考虑的空档有个苏联专家却上门，坚决表示不同意。
提到梁思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与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以及作为梁启超之子的独特身份。然而，梁思成的建筑成就常常被忽视。在那个国家动荡、社会动乱的年代，如果不是梁思成拖着一双跛足，和林徽因一道深入人迹罕至的山区，寻找并记录古代建筑，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或许会在硝烟中消逝。梁思成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上，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中国古建筑的历史，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梁思成出生于1901年，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动荡时期。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从小便处于一个充满学术氛围的家庭。1912年，梁启超带着全家回国。三年后，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除了学业出色，梁思成兴趣广泛，热爱体育运动，擅长音乐与美术，而清华学校提倡的民主精神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对他影响深远。
然而，梁启超十分担心孩子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同时，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弥补这一点，每逢假期，梁启超都会为子女讲解《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和清代学术等经典著作。梁思成回忆道：“父亲的观点很明确，且信心十足，仿佛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同意他的观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梁思成的性格逐渐形成，更重要的是，他深深植根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中，这种情感超越了其他一切。
他注重新建筑的实践，特别是在北京民族宫、美术馆等项目中，注重应用大屋顶和古代建筑装饰，尝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他认为，一些地方的农村住宅，也能通过简单的砖砌结构和少许装饰，创造出富有中国风格的建筑，这些形式的探索为未来的建筑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途径。
1949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规划着首都的建设蓝图。作为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人民大会堂的选址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这座承载着国家未来的建筑，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位置？在这个关键时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向中央提交了他的建议。
梁思成提议将人民大会堂选址在五棵松地区。这个建议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基于他对北京城市发展的深入研究和前瞻性思考。五棵松地区当时虽然较为偏僻，但拥有充足的建设空间，便于规划大型建筑群，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护北京古城的整体风貌。就在中央正在认真考虑这个方案时，一位苏联建筑专家突然造访，并对五棵松方案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这场关于选址的争议很快演变成了两种不同的城市规划理念的交锋。一方是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本土建筑师，他们主张在五棵松等城郊地区规划新的行政中心；另一方则是以苏联顾问团为代表的专家们，他们坚持认为人民大会堂应该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位置选择，更是关系到如何处理古都风貌与现代建设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深入了解这场争议后，中央立即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议上，双方都提出了各自的论据。支持天安门选址的一方指出，这里不仅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更重要的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自明清以来就是国家权力中心的象征。而五棵松方案的支持者则强调，在新区域建设能够给予更大的规划自由，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古都的历史风貌。
多年以后，梁思成曾向朋友们讲述他为何选择建筑这条道路。最初，这一选择源于爱情。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时，林徽因告诉他自己将来要学建筑。当时的梁思成对建筑一无所知，林徽因向他解释，建筑既包含艺术，又包括工程技术，这一学科令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梁思成选择了建筑专业。但随着他对建筑的研究深入，梁思成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他不仅对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逐渐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
自1932年开始，他与林徽因及学社团队，先后测绘、拍摄了两千多件古代建筑遗物，涵盖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的建筑遗存，足迹遍及中国15省200多个县。这些考察不仅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让他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然而，随后的田野调查并非一帆风顺。在川康地区的最后一次考察中，恶劣的气候与艰难的生活条件，加上学社经费的紧张以及战乱的困扰，极大影响了工作进展。林徽因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最终只剩梁思成一人继续撑起团队的研究与家庭生计。尽管如此，梁思成从未动摇，他始终坚持完成这一伟大的学术使命。
1944年，梁思成和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第一本书，并出版了与之对应的英文版本。此书成为了中国建筑学界的重要基石，梁思成因此被誉为中国建筑史的“开天辟地”之人。他不仅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还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1963年，梁思成为促进中日两国友谊，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在这一设计中，他结合了1200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历史背景，采用了唐代建筑的样式，以象征中日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这座精美的建筑群于1973年建成，并在1984年获得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