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毛主席带母亲去长沙湘雅医院看病，得知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后，一家人便坐船渡过湘江，在溁湾镇照相馆拍了张照片。
在湘乡县大坪村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诞生了一位令人钦佩的女性——文素勤，毛泽东主席的母亲。她于1867年出生在一个兼具农耕与文化底蕴的世家。尽管家族以农事为生，但世代重视教育，文化氛围浓厚，家道殷实，是当地典型的富贵与文化并存的家庭典范。
文家对传统文化与亲情的理解深刻，特别是在文素勤的婚姻选择上，家族做了精心的安排。她十三岁定亲，十八岁时正式与韶山冲的毛顺生结为夫妻。作为毛家的媳妇，文素勤以她那温婉贤良的品格，迅速赢得了全家的尊敬，成为毛家重要的精神支柱。她和毛顺生一同抚养了五子二女，其中第三子毛泽东承载了她最深的期望与教诲。
文素勤不仅以温柔和善良打动了乡邻，更凭借她的智慧与坚韧在家庭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毛泽东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影响始终深刻而持久。
文七妹虽然未曾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但她身上深深植根的佛教思想让她的生活充满了慈悲与宽容。忍耐、布施、平等，这些理念在她的日常行为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她性格善良，对贫苦人群有着深切的同情心，尤其是在家中常常默默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尽管丈夫毛贻昌不赞成施舍，认为家里应该理性安排，而不应随便布施，但文七妹从不因此放弃自己的善行。在饥荒年，穷人四处乞讨，她不仅伸出援手，还经常悄悄接济那些贫困的乡亲。
毛泽东在回忆童年往事时，曾幽默地说过：“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从中可见，家中的这种矛盾并未影响文七妹的善良与坚持。毛泽东的堂叔生活困难，毛贻昌曾试图“趁机”低价购买其水田，但这一行为遭到文七妹的坚决反对。她常常带着毛泽东偷偷去帮助这个贫困的亲戚。
1919年春天，湖南韶山冲的一个普通农家迎来了不平凡的一天。家中长子毛泽东专程从湖南省城长沙赶回，为的就是接母亲文七妹去长沙著名的湘雅医院看病。文七妹早年丧偶，含辛茹苦将几个孩子拉扯大，如今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毛泽东自幼聪颖，勤奋好学，如今已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前途无量。他惦记母亲的身体，便抽空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陪伴母亲左右。
来到长沙，毛泽东领着母亲在湘雅医院挂号，找名医仔细诊治。然而，医生的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文七妹患的是绝症，恐时日无多了。得知噩耗，毛泽东悲痛欲绝，母亲却显得异常坚强，反过来安慰儿子要坦然面对生死离别。
回到下榻处，毛泽东和母亲彻夜长谈，追忆儿时往事。母子俩聊到深夜，依依不舍，都舍不得合眼。次日，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带母亲渡过浩荡的湘江，到溁湾镇上一家有名的照相馆，为母亲拍一张照片，留下这骨肉团聚的宝贵记忆。文七妹听从儿子安排，梳妆打扮，穿上一身素净的衣裳，与儿子一道来到照相馆。
照相师傅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文七妹突然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泽东啊，不管娘将来如何，你都要好好读书，长大成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肩负着家人和乡亲的期望，将来还要建设祖国，造福百姓。娘虽不在你身边，但会在天之灵保佑你一生平安顺遂。＂毛泽东含泪点头，暗自发誓一定不负母亲重托。
毛泽东接到二弟毛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后，心急如焚，立即带着在长沙读书的小弟弟毛泽覃，连夜赶路，直奔韶山。然而，命运的无情让他们未能及时赶到，等到他们抵达家中时，母亲已去世两日。
后来，毛泽东在给好友邹蕴真的一封信中，评价母亲时曾写道：“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利己不损人的，损己利人的。我的母亲该属最后一种人。”
女性问题是毛泽东在家国之间构建的一项社会革命思想，他从母亲、女性地位等问题中，逐渐认识到中国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革命目标。
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对赵女士自杀事件的关注。他发表了九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深入探讨了女子自立、婚姻迷信、婚姻自由以及社会制度对女性的压迫等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人类的公事件”，并且呼吁社会各界应当关注这一问题。他指出，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环境决定论”，即社会、家庭和婚姻的压迫使得赵女士在无望的环境中走向了极端。
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的。”他认为，赵女士所处的环境如同“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和夫家严密包围着她，迫使她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毛泽东从母亲的命运中汲取了对女性解放的深刻认识。他一生坚决反对自杀，提出“与其自杀而死，宁愿奋斗而亡”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