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起兵反奉，下令将拒绝参与的四个师长及三十多个军官枪决，经人劝阻后，这些人被送到了天津李景林处关押。
郭松龄是奉系军阀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将领，其一生的壮举莫过于“反奉倒戈”。他身材高大挺拔，作风朴素简约，平时总是穿着一套布军服，和普通士兵的军服无异。在当时的奉军中，其他将领大多穿质地优良的呢制军服，而布军服多用于士兵和白俄兵。郭松龄身着布军服的样子显得特别醒目，因其高大健硕的体型，军中将士戏称他为“郭鬼子”。
在奉军的将领中，郭松龄无疑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人物。他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是北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并且曾加入同盟会，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张学良后来能够成为名扬中外的重要人物，与郭松龄的复杂关系密不可分。郭松龄在张学良的成长中发挥了不小的影响。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关系错综复杂，两人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彼此之间既有扶持也有矛盾。郭松龄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信念对张学良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张的军事成长打下了基础。
然而，郭松龄的性格缺点逐渐显现，最终也成了他悲剧命运的一部分。张学良曾评价郭松龄，认为他“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同时“性情急躁、求成心切”。郭松龄行事果决，有着急于求成的强烈愿望，却在性情上难以宽容他人。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性格使得他在行动中难免冒险，最终导致了其反奉倒戈的失败。
1925年11月的一天，郭松龄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团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待人到齐后，郭松龄当众宣读了一份电文稿，内容竟是讨伐奉系首领张作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一颗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郭松龄并不理会下属的反应，径自念完电文后，便要求在座军官在电文上签字，以示态度。大部分军官在强大压力下选择了顺从，但仍有四位师长和三十余名军官铁骨铮铮，坚决不肯在电文上签字。他们是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和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
面对这四位师长的抗命，郭松龄脸色阴沉，问道:＂裴师长为何不签字？＂裴春生背着手，不卑不亢地回答:＂在下文化浅薄，不会写字。＂
郭松龄迟疑片刻，沉声说道:＂几位想当忠臣，我也不好强求。既如此，你们就暂且休息一旁吧。＂言毕，郭松龄挥了挥手，卫兵们迅速将赵恩臻等四位师长和三十余名军官解除武装，押送出会场。
在囚禁赵恩臻等人的同时，郭松龄着手改编部队，准备对奉天发动进攻。就在部队启程之际，郭松龄又下令，将姜登选就地正法。而那些拒绝支持＂反奉＂的军官，亦难逃一劫。所幸参谋长邹作华及时出面，建议将他们押送天津，交由督办李景林暂为收押。郭松龄虽心有不甘，但念在与李景林尚有联盟之谊，只得勉强应允。
作为张学良的授业恩师，郭松龄在东北军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他掌控着“东北王”张作霖最精锐的部队，只要忠心跟随张学良，按部就班，郭松龄的前途无疑光明：平步青云，跻身顶级军阀行列，从而享受世人所羡慕的荣华与权势，或许只在朝夕之间。
然而，面对即将到手的荣誉与权力，郭松龄却选择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郭松龄并非一位盲目反叛的将领，他心中怀有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期望和美好愿景。这种出于赤诚的忠心在那个战火纷飞、势力混杂的年代尤为难能可贵。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推动国家走向更为光明的前景，摆脱动荡和腐朽。然而，尽管郭松龄一腔热忱，为国家前途不断努力，最终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支持和回报。
张学良的反复无常使局势更加复杂而紧张，让郭松龄在奉军内部的地位逐渐孤立。郭松龄的坚定立场和不屈意志，反而使他在争权角逐中不断疏远昔日的盟友。面对张学良摇摆不定的态度和奉系内部的权力博弈，郭松龄屡屡感到力不从心，内心的抱负也在现实面前遭遇挫败。
郭松龄推崇孙中山的理念，堪称是孙中山的“铁杆粉丝”。孙中山曾当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郭松龄的终极理想，则是成为真正的大总统——他追求的绝不是“临时”的头衔，而是一个持久、稳固的领袖地位。郭松龄曾极为严肃地对他的学生刘铭九说，自己将来要参选议员并竞选大总统。刘铭九后来回忆道，郭松龄说这些话时认真专注，从未表现出一丝戏谑，因为郭松龄为人一向严谨，从不轻易开玩笑。
郭松龄性格桀骜不驯，对许多奉军将领并不买账。无论是“山东王”张宗昌，还是奉系首领张作霖，郭松龄都不曾放在眼里。在1923年，张作霖任命参谋部中校参谋刘翼飞为第八旅团长，然而郭松龄竟公然抗命，拒不执行任命。这一举动让张学良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的父亲，一边是自己的老师，双方都难以得罪。无奈之下，张学良只能硬着头皮劝说郭松龄，希望他能给张作霖一个面子。最终，郭松龄勉强同意，但也只是给张学良留下了“折扣面子”。他同意刘翼飞担任团长职务，却不肯让他晋升军衔，依然保持中校的军衔。这让刘翼飞颇为不满，忍不住抱怨道：“你们谁见过中校团长的？奉军的团长都该是上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