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蒋介石败走台湾，因为飞机超载，只得丢下10块大石头，没想到，这10 块石头竟成了我们的“镇国之宝”。
公元627年，大唐王朝的贞观之治刚开始，整个国家步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陕西宝鸡地区一位放羊的老者在陈仓山区走动时，无意中发现了十个圆肚的大石头，这些石头经过人为加工，表面刻有晦涩难懂的符号。由于老者文盲，他对这些符号的意义一无所知。 消息传回村中，引起了村里读书人的好奇。第二天，这些读书人前往查看，却没人能识别这些古老的文字。这些石头逐渐被当地人称为“石鼓”，并因其未知的文字和形状被视为神秘之物，引来了众多好奇者和学者的探访。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的局势动荡不安。在这期间，唐肃宗李亨为躲避战火，曾在雍城暂避。他听闻石鼓的奇异，好奇之下命令将石鼓转移到雍城。不幸的是，在石鼓抵达后不久，敌军迫近，李亨只得匆匆撤离，石鼓也被匆忙埋藏，以避免落入敌手。 814年，新任的凤翔尹郑余庆重提石鼓的价值，建议朝廷妥善保管。终于，朝廷决定将石鼓迁至孔庙进行保存。但是石鼓在长期的历史波折中遗失了一面，上面的文字也变得斑驳，部分内容已难以辨认。 唐朝末年，战火再起，凤翔地区再次卷入战乱，最终导致了九面石鼓的失踪，其下落成为一段未解之谜。 宋仁宗在一次偶然的阅读后对陈仓石鼓产生了兴趣，随后他下达了高额的悬赏，希望能找到传说中的十面石鼓。当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池受到皇帝的重赏吸引，投入大量资源寻找这批失散的文物。经过一番努力，司马池找到了其中九面，却苦于无法找齐全部。在权衡之下，他决定伪造最后一面石鼓，试图以假乱真。 当伪造的石鼓被呈献给宋仁宗时，皇帝一时未能识别真伪，对找齐石鼓感到欣喜。然而，当专家在研究石鼓铭文时揭露了其中一面为赝品，宋仁宗的愤怒导致司马池被严重惩罚。 靖康之变时，金兵攻入汴梁，陈仓石鼓再次成为战利品。金兵对石鼓的文化价值一知半解，他们撬取了宋徽宗所镶嵌的黄金，并随意丢弃了这块重要的文物。 1234年，一位大臣在燕京的废墟中偶然发现了这些古老的石鼓，将它们安置于孔庙，确保了其安全。此后，石鼓见证了元、明、清三代的变迁，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宝贵资料。 1933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的危机让国内的政治与文化遗产安全状况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故宫博物院决定将其收藏的重要文物南迁，以避免它们在潜在的战火中遭到毁灭。 其中，十面陈仓石鼓的转移尤其引人关注。这些石鼓，每一面高约两尺，直径一尺，单件重达两千斤，由于长期经历自然侵蚀和人为损害，这些石鼓变得极其脆弱，文字部分已出现多处裂痕，非常容易脱落。 为了确保珍贵文物的安全转移，故宫的文物专家们采取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包装方法。首先，他们使用了极其细腻的湿绵纸，小心翼翼地将其塞入石刻文字之中，这一步旨在固定文字部分，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的震动导致更多的损坏。接着，专家们在表面涂抹了一层浆糊，用以封固绵纸，并使用麻绳将其紧紧捆绑。 之后，每一块石鼓都被包裹在多层厚棉被中，再加上外部的稻草和粗铁条的加固，形成了一个坚固的保护壳。这些措施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震动和压力，确保石鼓在长途跋涉中的完整性。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准备和包装，这批文物终于准备好进行长途跋涉。从北平出发，穿越千山万水，文物最终安全到达南京，并被妥善保存在朝天门库房内。但是，由于战争的进一步扩散，南京也变得不再安全。文物不得不再次启程，这次的目的地是更远的西南地区。 在文物转移的过程中，专家们不断关注着天气变化，适时地对容易受潮的字画进行晾晒，确保这些文化遗产不受湿气侵蚀。直到抗战胜利，这些文物才得以返回故土。 1947年，国民政府为保护无价的文化遗产，将包括陈仓石鼓在内的大量文物，用汽车、火车和轮船向南京转移。载有陈仓石鼓的汽车因刹车故障在山路上失控，司机不得已驾车撞向大树以阻止车辆坠崖。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极端情形下，石鼓竟未受损。 1948年底，面对解放军的压力，国民党政府开始计划撤退到台湾。在这一撤退过程中，庄严等文物专家负责转移772箱古董，包括陈仓石鼓。他们在南京的下关码头登上船只，大批珍贵的文物被陆续送往台湾，但陈仓石鼓因其重量大而采取了空运。 陈仓石鼓装箱后被送至机场，却因为重量超出飞机承载能力，无法随机起飞。国民党士兵在面对超重的困境下，选择卸下了这批重要的文物，使得陈仓石鼓最终未能随机前往台湾，留在了大陆。 中国共产党对此高度重视，视其为国宝级的文化遗产。从那时起，陈仓石鼓的保护工作被放在了重要位置。 陈仓石鼓上的“籀文四言诗”更是中国书法的珍品，这些刻文既展示了秦代的政治、军事活动，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信仰。它们不只是历史文献，更是书法艺术的范本，至今仍被书家奉为学习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