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在得知杨宇霆被枪杀后,在沈阳的孙传芳对人说:“张学良这小子,说着话瞪着眼就把人给宰了,当真是一点儿情面都不会留下。”担心波及自身的孙传芳,很快逃往大连。
沈阳大帅府的老虎厅内,几声枪响破碎了长久的寂寞,震动了东北的政治版图。
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死,让一向沉稳的东北局势,骤然风云变幻。
消息传来,沈阳的许多人,还未完全反应过来,孙传芳却已经身陷其中,心头波澜翻涌。
立刻找来身边的人,沉声说道:“张学良这小子,说着话瞪着眼就把人给宰了,当真是一点儿情面都不会留下。”这些话语中,充满了对张学良做事风格的恐惧与不解。
杨宇霆是奉系的重要人物,曾在张作霖手下,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
若放眼整个东北,杨宇霆的军事与政治能力,都足以令许多人胆寒。
没有人能料到,张学良会在自己掌权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以如此果断的方式,终结掉曾经的“盟友”。
孙传芳心情愈发沉重,过去几个月里,沈阳的局势变得愈加复杂。
在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权力博弈中,东北的这些地方,军阀失去了话语权,而张学良,作为少帅,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稳固着自己的统治。
就在这一时刻,杨宇霆的死亡,像是为局势画上了一个新的句号。
“那小子不讲情面,连我都得担心。”孙传芳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自己与张学良,没有直接的敌对关系,但张学良的做事方式、他的果断与冷酷,令许多人感到害怕。
杨宇霆的死,恰恰是他行动的警示,他不想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孙传芳决定离开沈阳,去大连避风头,心中那份对未来的不安,在这一刻达到了极点。
他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在这场权力的旋涡中被吞噬,一天时间,他便做出决断,悄悄离开了沈阳,踏上了前往大连的旅途。
孙传芳在路上,要保持低调,要处理一系列的事务,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小心,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暴露行踪。
夜晚的车厢中,孤灯微弱,他的心情依旧无法平静下来。
脑海中,杨宇霆的死始终无法抹去,过去的种种,仿佛在一瞬间就成了遥远的记忆。
杨宇霆曾与他有过深厚的交情,两人曾经并肩作战,直至今日,才发现彼此的立场,早已悄然发生了分歧。
孙传芳不是一个轻易改变立场的人,但他却不得不承认,局势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张学良的决定,甚至能直接改变东北的未来,而他,作为这场局中的旁观者,却只能默默接受。
离开沈阳的几天里,孙传芳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沈阳与大连只有短短的距离,自己和曾经的“老朋友”之间,已无法再回到从前。
大连的生活可能是他安全的选择,也不过是暂时的,他不断思考,张学良的下一步棋是什么?
当他终于到达大连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大连的街道在夜晚格外安静,街灯昏黄,空气中带着海风的湿气。
孙传芳来到一处相对隐蔽的住所,这片刻的安宁让他得以喘息,内心的焦虑却未曾减少半分。
他心知肚明,这场风波可能还未结束,自己不过是暂时躲开了锋芒,至于能否保全自己,依然充满变数。
在大连的日子里,孙传芳时常会回忆起,与杨宇霆的种种往事。
两人在军旅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曾一起战斗,共同面对许多挑战。
杨宇霆的智慧与胆略,让他在奉系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尽管两人的政治立场存在着差异,但那份深厚的友谊,曾在许多艰难的时刻,给予孙传芳巨大的支持。
局势的变化让他们疏远,张作霖的死,使得张学良的地位日渐稳固。
杨宇霆的政治立场,开始倾向于保守,支持旧有的制度,张学良试图进行一系列改革,挑战传统权力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孙传芳始终选择,站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既不支持张学良,也不与杨宇霆彻底割席。
沈阳的大帅府枪杀事件发生后,孙传芳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有选择的余地。
张学良的做事风格,已经很明显,如果他不迅速做出反应,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杨宇霆的下场。
孙传芳的逃亡,是出于对未来局势的判断与深思。
在这个时代,任何人都可能被无情地抛弃,过去的情谊与忠诚,在权力面前往往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张学良选择了冷酷无情的方式,来清除障碍,而他自己,又如何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被清除的对象?
在大连的静谧中,孙传芳未感到安心,他反复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大连暂时给了他庇护,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的决定,或许能延缓一时的危险,却无法避免未来的风波,必须采取行动,寻找与旧部合作的机会,积蓄力量,等待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孙传芳而言,杨宇霆的死是一个警钟,提醒他在风云变幻的东北,任何人都不可能高枕无忧。未来的路,或许充满着变数,只有积极应对,才能在这片动荡不安的土地上,继续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