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却叫住了他，说：＂早去早回！＂ 1931年的北平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曲系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这位学生名叫范纪曼，年仅25岁的他已经精通英语、日语、俄语等多国语言。 在同学们眼中，范纪曼是个热爱戏曲艺术的青年才俊。但在课余时间，他经常独自一人在图书馆翻阅大量外文书籍和报刊。 范纪曼的语言天赋很快引起了学校领导的注意。北大艺术学院为他安排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能让他施展才华，还能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 这段时期，范纪曼一边专注于翻译工作，一边默默关注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他经常在校园里与进步学生讨论时事，分析国际形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日军的步步蚕食，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12月7日，范纪曼带领5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军警放行让他们南下请愿。军警封锁了出城的各个要道，阻止学生们前往南京。 范纪曼率领学生代表抵达南京后，立即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大批学生包围了国民政府、外交部等重要机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国民政府派出军警镇压游行学生，范纪曼在冲突中被打成重伤。为了扩大这次请愿的影响，他在养伤期间前往上海，争取到了宋庆龄的支持。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范纪曼向美国记者详细讲述了请愿的经过。这场轰动一时的学生爱国运动，很快通过外国媒体传遍了世界。 范纪曼在北平学生运动后，通过一系列机缘进入了国民党情报机构。他以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身份，被安排在陈恭澍的手下工作。 最初，范纪曼只是负责翻译一些简单的商业文件和民间组织的资料。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认真的态度，很快赢得了陈恭澍的信任。 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陈恭澍开始让范纪曼接触更多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涉及华北日军和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外交情报，价值极高。 在翻译工作之余，范纪曼通过秘密渠道将这些重要情报传递给组织。他的情报工作为党组织及时掌握敌情提供了重要保障。 1935年，范纪曼在工作中结识了苏联塔斯社驻北平记者刘尊棋。两人都是翻译出身，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通过刘尊棋的介绍，范纪曼认识了上海《大晚报》记者刘逸樵。后来范纪曼得知，刘逸樵其实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人员。 在与刘逸樵的合作中，范纪曼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前获悉了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的秘密会谈。 这条情报价值连城，因为不久之后国民党就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范纪曼的预警为我党及时调整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3年底，老上司陈恭澍再次找到范纪曼，邀请他协助搜集日军情报。这是一个深入国民党核心的绝佳机会。 范纪曼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语言才华，很快引起了陈诚的注意。陈诚认为这样的人才不应该埋没，决定重用范纪曼。 在陈诚的提拔下，范纪曼一步步晋升，最终竟然成为了国民党的少将。他不仅是特务头子郑介民的下属，还是毛人凤的上司。 这个位置让范纪曼能够直接接触到国民党最高层的军事机密。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为我党传递了大量战略情报。 1949年，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蒋介石在临溃之际大肆抓捕地下党员。在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中，地下党员沈寒涛被捕入狱。 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下，沈寒涛叛变了组织，供出了包括范纪曼在内的多名地下党员。国民党保密局获得这一情报后，并没有立即抓捕范纪曼。 保密局首先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陈恭澍。陈恭澍多年来一直对范纪曼有所怀疑，立即带人将范纪曼押送到保密局。 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范纪曼临危不乱，主动要求与沈寒涛当面对质。在对质现场，他严厉驳斥沈寒涛的污蔑，并拿出了大量证据为自己辩护。 由于范纪曼的少将军衔和陈诚的信任，保密局不敢轻举妄动。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不利于范纪曼的证据浮出水面。保密局决定将他转移到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南市监狱。 范纪曼通过种种迹象，判断出自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一旦被转移到南市监狱，等待他的将是死亡的命运。 就在转移的前一天晚上，范纪曼向看守提出要上厕所。看守习以为常地对他说：＂早去早回！＂。 范纪曼来到厕所，发现墙边堆放着一块用来放脸盆的木板。当夜深人静时，范纪曼用木板搭在竹篱笆上，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他成功躲过了哨兵的巡逻，逃出了保密局的监狱。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终于重新与组织取得了联系。然而，建国初期的政治风波中，范纪曼因为潘汉年、杨帆案被牵连，遭受了长达20年的牢狱之灾。 1980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才为他平反昭雪。 1984年12月30日，组织宣布恢复范纪曼的党籍，其党龄从1926年算起。这个曾经的地下工作者终于重获了组织的信任。 1990年12月21日，范纪曼在上海病逝。在他的追悼会上，无数人为这位隐藏在敌后的英雄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