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便衣公安的观察下，山西省一个院内，一个妇人每天都端着一个尿盆出门倒尿，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尿盆里的尿，量都一样。 1950年冬天，省公安厅的会议室里，公安厅长手持一份来自上级的文件，对在场的同志们宣布：＂上级要求我们全力追查刘胡兰案的真凶，这是对英烈的交代，也是对人民的承诺。＂ 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部下的72师215团一营二连联合重机枪连和当地地主武装，包围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由于叛徒的告密，刘胡兰和其他6位革命同志被捕。 在审讯过程中，敌人妄图利用刘胡兰年幼的特点作为突破口，对她实施严刑拷打。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胡兰表现出了超出年龄的刚毅和勇气。最终，敌人在村口架起铡刀，让刘胡兰亲眼目睹其他6位同志被处决的过程，企图击垮她的意志。然而，年轻的刘胡兰宁死不屈，没有透露半点组织的信息，最终英勇就义，年仅15岁。 公安厅的侦查员们面对这一任务，首先锁定了当年下令逮捕刘胡兰的国民党军官许德胜。经过各方情报收集和追踪，他们在1951年4月将许德胜押上了刑场。然而，就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许德胜却喊出了震惊在场所有人的话：＂冤枉啊！我不是凶手，刘胡兰不是我杀的！＂ 这一突发状况让执行人员暂缓了行刑。随后，公安机关对许德胜进行了新一轮严密的审讯。在确认他所言非虚后，许德胜交代出了一个关键的名字——张全宝。 根据许德胜的供述以及随后的调查取证，公安人员逐渐拼凑出了完整的真相：当年在云周西村铡杀刘胡兰等7位革命同志的真正凶手，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张全宝。 张全宝，这个名字在档案中很快有了更多的信息。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官至炮兵连上尉连长，是一名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职业军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张全宝被我军生擒。然而，这个狡猾的家伙在战俘营中使用化名＂李文忠＂，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张全宝不仅隐瞒了身份，还在表面上表现出悔过自新的态度。他积极参加战俘营的思想改造活动，写下长篇检讨，表示与旧制度彻底决裂。 正是这种伪装，使他顺利通过了审查，在1949年底获得了释放。获释后，张全宝回到了山西老家，与妻子开了一家小杂货铺，过起了表面上平静无波的生活。 1951年，一支由四名便衣公安组成的小组悄悄抵达了山西省某县张全宝的老家。 小组找到了张全宝的祖宅所在，那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通过初步观察，院子里似乎只有张全宝的妻子一人居住。 在日常的蹲守过程中，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异常反常的细节引起了便衣公安的注意：张全宝的妻子每天傍晚都会端着一个尿盆出门倒尿，而且每次尿盆里的尿量看起来都差不多。 一名经验丰富的便衣公安指出了这一点的可疑之处：＂一个人的排泄量不可能天天完全一致，更何况是独居的妇人。这个院子里，肯定还藏着别人。＂ 为了收集更多证据，小组成员采取了24小时轮班监视的方式。每两人一组，每班8小时，确保对张家院落的全天候监控。 经过15天的严密监视，便衣公安组积累了足够的可疑证据。王明向上级汇报了情况，申请了正式的搜查令。批准来得很快，上级还派遣了增援人员协助行动。 1951年4月，天刚蒙蒙亮，便衣公安们就已经在张家院落四周就位。他们选择在张氏出门开店的时间进行行动。当张氏离开院子不久，便衣公安立即行动起来。 一队人马迅速控制了院落的前后出口，另一队则小心翼翼地进入院内开始搜查。经验丰富的公安人员注意到厨房的地面有些异常——靠墙的一块地砖颜色与其他地砖略有不同。 轻轻撬开这块地砖，果然露出了一个木板盖子。掀开木板，下面是一个约两米深的地窖。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公安人员看到了一个蜷缩在角落的人影。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公安人员厉声喝道。 在地窖中，公安人员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物品：几套换洗衣物、一些简易生活用品、几本书籍，以及藏在衣物下的两个重要证物——一本伪造的身份证明和一枚保存完好的国民党军官徽章。这枚徽章上的编号与档案记录中张全宝的军官编号完全吻合，成为了确认其身份的关键证据。 张全宝被立即押解至省城，关押在专门看守重要政治犯的监狱中。消息很快传回了北京，中央对于这一重大突破表示了高度关注。 随后的审讯过程中，在铁证面前，张全宝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罪行。他交代，1947年1月12日，作为阎锡山部队的军官，他奉命率部包围了云周西村，逮捕了包括刘胡兰在内的7名革命志士。在审讯无果后，正是他下令用铡刀处决这些革命同志，并亲自督导了对刘胡兰的处决过程。 1951年夏天，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全宝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院查明：张全宝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手上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罪行极其严重。 最终，法院依法判处张全宝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宣布后，在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51年8月，张全宝被执行死刑，为他犯下的滔天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