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亲手毒死了自己生的六个孩子，随后与妻子玛格达共同选择开枪自尽。 1897年10月29日，德国莱茵地区一位普通的天主教职员家庭迎来了新生儿约瑟夫·戈培尔。这个婴儿的诞生本该带来喜悦，但命运却给这个家庭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幼年时期，戈培尔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导致他的左腿萎缩，造成终身残疾。这个身体缺陷让年幼的戈培尔饱受同龄人的嘲笑和排挤。 但残疾并未阻挡戈培尔追求知识的脚步，相反，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在学校里，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天赋，尤其在文学和历史领域表现突出。 从1917年到1921年，戈培尔在多所大学之间辗转求学，主要依靠天主教会的资助完成学业。他先后研究了历史、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最终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然而，学术成就并未给戈培尔带来理想的生活。毕业后的他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只能靠父亲的接济维持基本生活。 1923年的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戈培尔的人生轨迹。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他接触到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思想，并第一次有机会登台演讲。 这次演讲展现了戈培尔非凡的口才，他的演说能力立即引起了当地政治团体的注意。1924年，他获得了《民族自由报》编辑的工作，每月能获得可观的收入。 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22年，当时的戈培尔完全被希特勒的演讲魅力所折服。不过在最初加入纳粹党后，他却选择了站在希特勒的对立面，与施特拉塞兄弟一起组建了纳粹党的左翼力量。 这段对立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与希特勒的几次接触后，戈培尔很快就改变了立场。希特勒欣赏戈培尔的才华，还送给他一本亲笔签名的《我的奋斗》，并邀请他到慕尼黑发表演说。 1926年10月，年仅二十九岁的戈培尔被希特勒任命为柏林纳粹党区领袖。当时的柏林几乎没有纳粹党的影响力，但戈培尔凭借自己的演说才能很快就改变了这一局面。 1928年，戈培尔正式成为纳粹党的宣传部长，这个职位让他开始掌控德国的舆论导向。上任后，他立即着手建立一个庞大的宣传系统，将德国的所有媒体渠道纳入统一管理。 1933年，戈培尔开展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焚书运动。在柏林大学对面的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学生将大量＂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付之一炬。 这场运动之后，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在德国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其他纳粹文献。这种做法让德国民众只能接触到单一的声音。 电影产业也成为了戈培尔的重要宣传阵地。他组建了专门的电影制作团队，拍摄了大量宣传纳粹思想的影片。 其中最著名的是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这部影片着重塑造了希特勒的伟大形象。影片中充满了对战斗和征服的赞美，迎合了德国民众对强大祖国的渴望。 为了推广反犹太主义，戈培尔还特别制作了《永恒的犹太人》这样的宣传片。这些电影在德国各地广泛放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思想。 随着战争的持续，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将仇恨的种子深深地植入了德国民众的心中。反犹太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思想在德国社会中蔓延。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标志着德国战争形势开始急转直下。戈培尔立即宣布全国举行为期三天的国丧，并继续通过各种宣传手段维持民众的战争热情。 随着苏联红军从东线步步紧逼，戈培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总体战的动员。1944年，他被任命为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动员。 在他的指挥下，所有50岁以下的德国妇女都被派往兵工厂工作，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人都被送往前线。剧院关闭了，杂志停刊了，就连旅游也被禁止。 1945年1月，当苏联军队已经逼近柏林时，戈培尔被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他拒绝了所有投降的建议，坚持要将柏林城防守到最后一刻。 4月22日，希特勒决定在柏林地堡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戈培尔带着妻子玛格达和六个孩子，搬进了地堡与希特勒作伴。 地堡内的气氛日益紧张，苏联红军已经打到了柏林市中心。4月29日凌晨，希特勒完成了他的政治遗嘱，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新总统，戈培尔为新总理。 希特勒遗嘱完成一小时后，戈培尔也写下了自己的遗嘱。在遗嘱中，他表示自己将拒绝希特勒给予的新职务，选择与元首共同赴死。 4月30日下午，希特勒和他的新婚妻子伊娃·布劳恩在地堡中自杀。戈培尔按照惯例处理了元首的遗体，随后开始准备自己一家的最后时刻。 5月1日傍晚，玛格达召集了六个孩子，她的长子赫尔穆特今年12岁，最小的女儿赫妲才4岁。玛格达告诉孩子们全家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她给每个孩子喂了掺有氰化物的巧克力，让他们永远地睡去。这个选择源于玛格达坚信，孩子们不应该活在一个没有纳粹主义的世界里。 在确认孩子们都已经离世后，戈培尔和玛格达走到了地堡的花园里。他们各自服用了氰化物，并用手枪结束了生命。 一场始于狂热信仰，终于极端选择的人生，就此画上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