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蒋介石给吉鸿昌送来河南省主席委任状，并下令吉鸿昌令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吉鸿昌将军拒绝接受命令，撕毁了委任状。事后，蒋介石撤销了吉鸿昌的职务并让其去“出国考察实业”。 1930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军阀割据的局面虽然暂时平息，但政局依然动荡不安。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份沉甸甸的委任状，将时任第三集团军总指挥的吉鸿昌将军推到了一个重要的抉择面前。 这天，蒋介石派专人送来了河南省主席的委任状。表面上，这是一份象征着高位与权力的委任，但随之而来的是一道令吉鸿昌难以接受的军令：率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意味着要与自己的同胞进行残酷的内战。 面对这份委任状，吉鸿昌将军没有丝毫犹豫。他当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中国当前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同胞之间的内战只会令外敌坐收渔利。随后，他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当着送信人的面，将那份委任状撕得粉碎。 这一举动无疑触怒了当权者。不久之后，蒋介石以＂军纪不严＂为由，撤销了吉鸿昌的军职。为了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又以＂考察实业＂为名，将其派往国外，实则是一种变相的流放。 回望吉鸿昌的从军之路，他的这次抗命之举并非偶然。早在北伐战争期间，吉鸿昌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他曾多次在军中强调：＂我们从军报国，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 在担任第三集团军总指挥期间，吉鸿昌积极推动军队建设，注重提升战斗力，但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他经常与下属讨论国际形势，特别关注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在他看来，一个军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保卫国家，而不是参与内耗。 当时，吉鸿昌与其他许多爱国将领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就国家前途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担忧着民族的命运。这些交往和思考，都促使他在面对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命令时，做出了那个果断的决定。 被迫离开军队前，吉鸿昌对国内局势忧心忡忡。他预见到，如果国内战事不止，必将给日本侵略者可乘之机。这种担忧很快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此时的他，已经不得不暂时离开自己深爱的祖国，踏上了那条被冠以＂考察实业＂之名的流放之路。 在这段历史中，吉鸿昌将军展现出的不仅是一个军人的勇气，更是一个爱国者的担当。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真正的爱国将领应当如何选择。他撕毁委任状的举动，看似是一时的冲动之举，实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他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信念的坚定维护。 1934年11月24日，天气异常寒冷。在刑场上，吉鸿昌将军捡起一根树枝，在冻硬的土地上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诗凝聚了一个爱国将领的全部忠魂，也为他短暂而壮烈的一生画上了句点。 从被迫出国到英勇就义，吉鸿昌将军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折。1932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此时的吉鸿昌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爱国热情，毅然秘密回国。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在国外期间，吉鸿昌并非真的在＂考察实业＂。他积极与海外华侨和各界爱国人士联系，宣传抗日主张，凝聚抗日力量。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组建抗日武装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3年，吉鸿昌率领抗日同盟军在北方展开了一系列抗日行动。在塞外重镇多伦的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展开神勇攻势，一举攻克该城，击毙日伪军千余人。这场胜利不仅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更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随后，吉鸿昌开始着手一项更宏大的计划。1934年5月，他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这个组织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然而，这些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他们认为吉鸿昌的行动威胁到了统治根基，随即下令秘密逮捕。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吉鸿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 最后的时刻，吉鸿昌将军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气节。面对执行枪决的特务，他坚定地表示：＂既然要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他拒绝了跪地受死的要求，也不愿背对枪口。特务们不得不搬来一把椅子，按照将军的要求面对面执行枪决。 就这样，在39岁的年华，这位抗日将领倒在了自己同胞的枪下。但他的精神却永远屹立在中国的抗日史册上。从拒绝内战、撕毁委任状，到投身抗日、英勇就义，吉鸿昌将军用生命诠释了＂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崇高信念。 他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慨叹，更是对当时中国政局的深刻控诉。这首诗与他当年撕毁委任状时的壮举遥相呼应，展现了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本色。 历史会记住，在民族危亡之际，总有像吉鸿昌将军这样的爱国志士，他们选择了最艰难却最正确的道路，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篇章。他们的牺牲，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