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情报员文国才不幸被抓，遭严刑拷打时，一个翻译突然上前，扇他一耳光，

1944 年，情报员文国才不幸被抓，遭严刑拷打时，一个翻译突然上前，扇他一耳光，文国才大骂：“你这卖国贼，你……”话没说完，翻译凑他耳边，小声说：“一定得坚持住，别暴露身份。”   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入关键时期，安徽地区的新四军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发起反攻。为应对敌军对物资的严密封锁，新四军依靠地下党秘密输送药品和情报。安徽黄山太平湖镇，是当时地下党的一处联络点，也是敌我斗争的前线之一。   文国才是一名年轻的地下党员，他潜伏于敌占区三年，以坚定的信念承担着传递情报、运送物资的任务。1944年7月的一天，他按照组织安排前往联络点取药，却不知此地已因叛徒出卖被日军控制。   当他意识到情况异常时，试图撤退，却被日军发现并受伤被捕，关入宪兵队的大牢。文国才面临敌人的严刑拷打，却始终保持沉着冷静，坚决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文国才被捕后，日军将他押送到宪兵队的大牢。在这间昏暗潮湿的牢房里，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血腥气。墙上的铁钩和吊环昭示着这里是一个施刑的地方，地上散落着残破的衣物和干涸的血迹。文国才被重重摔在地上，日军宪兵用粗糙的绳索将他反绑双手，将他推向墙角的一根柱子，狠狠地捆在上面。   审讯从一开始就异常残酷。日军为了尽快从他口中得到情报，对文国才施以毒打。审讯官的皮鞭一下又一下抽打在他身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而文国才始终咬紧牙关，拒绝吐露半个字。   旁边的翻译官用日语与审讯官交流，随后转过身来将日军的问题翻译成中文。他的目光看似冷漠无情，但偶尔的停顿和故意的模糊翻译，似乎在努力延缓文国才的回答时间。   几个小时过去了，文国才浑身是血，几近昏迷。日军见这种方法无效，决定加大力度。他们用铁棍砸向他的膝盖，用尖锐的木签刺进指甲缝隙。文国才虽然痛得浑身颤抖，却始终一声不吭。这让日军感到更加愤怒。   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日军走了进来，用生硬的中文说道：“他嘴硬，那我们换一种方式。”随即，他用手一挥，几个日本宪兵将文国才从柱子上解开，又把他拖进一间更加恐怖的房间——电刑室。   “电刑能让他开口！”其中一名军官挥了挥手，示意宪兵将文国才绑在椅子上。日军熟练地将他的手脚用皮带固定住，电线接触到他的身体时，传来一阵刺耳的电流声。文国才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血迹与汗水混合在一起，浸透了他瘦弱的身躯。   就在这时，翻译官突然站了出来。他一言不发，快步走到文国才面前，抬手就是狠狠的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在电刑室内回荡。文国才的头被这一掌打得歪向一侧，脸上迅速浮现出一个红肿的掌印。日军军官微微一愣，但随后哈哈大笑，似乎对此举非常满意。   “狗汉奸！”文国才恼怒地怒骂出声。他挣扎着想要反抗，但皮带绑得太紧，他的手脚根本动弹不得。   翻译官却趁着这个动作靠近他，再次扬起手，狠狠扇了他第二个耳光。这一巴掌比上一下更重，打得文国才嘴角渗出血丝。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会继续谩骂时，翻译官贴近他的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说道：“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暴露身份。”他的声音很轻，但语气中带着坚定，像是在传递某种隐秘的信息。   文国才愣了一下，但很快被电流的滋滋声打断。日军手握电闸，准备启动酷刑。翻译官直起身子，重新站回到日军一侧，脸上的表情又恢复成冷漠无情。他用日语简单地说了几句，语气平静，似乎是在劝说审讯官缓一缓。他的行为令日军稍作停顿，但很快，电闸还是被拉下。   刺耳的电流声响起，文国才的身体因为剧烈的疼痛而剧烈抽搐，他的头后仰，青筋在脖子和额头上暴起，但嘴里没有发出一丝求饶的声音。日军见状，不断加大电流，试图迫使他开口。   就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官默不作声，始终站在一旁。他的手掌微微握紧，但动作很隐秘，没有人注意到他。在短暂的时间里，他尽量延缓了审讯的进程，甚至几次主动与日军交谈，提出一些“疑问”，借此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尽管电刑的痛苦几乎令人生不如死，但文国才最终挺了过来。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被送往日军炮楼的建筑工地充当苦力，得以摆脱宪兵队的酷刑折磨。最终，凭借冷静的判断和精心策划，他与其他苦力联合越狱，成功逃出生天。   逃离日军魔掌后，文国才迅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将自己的经历详细汇报，并被调往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工作。新四军随后展开针对日军的多次攻势，突破了药品输送的封锁，为战场上的伤员提供了急需的救助。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国才始终铭记那位拯救他的翻译官。由于战乱及地下党员身份的高度保密性，寻找恩人的道路异常艰难。新中国成立后，他加紧寻找，却发现有关那位翻译官的资料早已遗失。文国才才意识到，这些深入敌营的无名英雄或许早已牺牲，或者因身份特殊而被历史遗忘。   尽管未能找到那位救命恩人，文国才在四十年的坚持中，揭示了无数地下党潜伏者的隐秘故事。他们为民族解放忍辱负重，以生命为代价，在敌营中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