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蒋介石在开会间隙，在厕所的墙上发现有人手写：“总裁不裁，中正不正”。蒋介石气得大骂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趁机落井下石，状告中统贩运假币。 对中统贩运假币，戴笠早在一年前就盯上了，在掌握了确切的情报后，他急电浙江缉私处处长赵世瑞，让其带人在新安江上设点秘密守候，说近期将有两条偷运赝品法币的商船通过。 赵世瑞带人去查，果然截获赝品法币数百万元，并当场逮捕了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和程憾。经讯问，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等人均为中统特务，并持有中统的证明文件等等。 于是，赵世瑞一边将三名押运员严刑讯问，一边将钞票送到银行检验，确认这些钞票均是赝品法币。 戴笠接到赵世瑞的报告后大喜过望，指示将高子文、夏伯良、程憾押运重庆，同时指令赵世瑞设计诱主犯程士范来渝归案，待全部人赃俱获后，借此对徐恩曾发动攻势，以达彻底倒徐的目的。 当时中统、军统在重庆的默许下，大肆经商，军统在浙江淳安成立了通济公司，中统则在安徽屯溪场口成立了利通公司，既当特务，又做商人。 中统开办的利通公司的经理沈春霖、采购主管杨间赋、运输主管高子文与夏伯良等人，无不是徐恩曾选派的中统特务。 利通公司成立后，为了便于在京沪杭地区开展业务，便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安源公司，由中统局长朱家骅写信给上海的好友程士范，请程士范出面主持并担任经理，徐恩曾又从利通公司派杨间赋任安源公司副经理，任务是替利通公司在上海组织抢购物资。作为交换，程士范则派其长子程憾去利通公司任副经理。 中、军统的这两个特务组织，通过通济公司、利通公司从重庆等地运出桐油、水银等物资，从东南沿海地区换回棉纱、布匹、文具、纸张、五金、交电、西药等日用品。 利通公司的经营，大不如通济公司那样开阔，这其中的缘由，不外是通济公司由戴笠的好友杜月笙在明面上主持，杜月笙比程士范自然要神通广大的多。 此外，戴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秘密武器，军统打着破坏日伪金融的旗号，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一家仿制汪伪储备券的印钞厂，大量印制伪储备币，用以到沦陷区抢购物资。如此，既有杜月笙在前台主持，又有钞票工厂做坚强后盾，徐恩曾自然不是戴笠的对手了。 为了赚取利润，后来，程士范也在上海找到一条“生财之路”。这事要从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说起，当时国民政府撤离上海时，将印制10元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保存。 1941年底，香港沦陷，铜版被日本特务机关得到，又再次运到上海，大量仿印十元面值的法币。因程士范与日本特务渊上等人素有交往，于是，渊上出面找到程士范，提出以一元伪储币比40元赝品法币的优惠比价，请程士范帮助推销。 程士范认为以一买40，有如此之大的赚头，真是不赚白不赚了，以利通公司的名义一下子购买了200万元赝品法币。 可是，等到程士范把这批伪钞买到手后，才发现这种钞票在上海不能流通，为了解套，程士范只好通过中统办事处的高子文密电重庆朱家骅，请示能否将这批伪币运回重庆，用以收购桐油和水银等物资。 电报发到重庆中统局本部，还没有送到朱家骅的手中，就被徐恩曾截住，留中不发了。实际主持中统事务的副局长徐恩曾与局长朱家骅不和，认为这样的美事，还不如自己直接做了。于是，徐恩曾给上海的高子文发去电报，指定运钞时间、路线、地点，由高子文带人密运重庆交徐恩曾处理。 在当时，中统、军统与日伪进行物资交流活动，就其性质来说，已经是一种资敌行为，可徐恩曾尤嫌不足，反而贪婪之心加剧，到最后竟然干起了从事伪钞买卖的勾当，用从日伪那里弄来伪钞，购买大后方的物资，其为人之差可见一斑。 本来，徐恩曾自认为这件事做得十分机密，除了几个直接参与办理此事的中统特务外，在局中也只有顾建中、郭紫峻等大特务才了解一些情况。 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郭紫峻因事带着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李直峰，来到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的家中，商谈一个中统报务员的归队问题。 郭紫峻在谈完公事后，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竟将中统这样一件机密大事拿出来闲谈，以此走漏了风声。 魏大铭本就是戴笠的亲信，长期从事特务活动，早已使他养成了善于从只言片语的闲谈中，捕捉与发现重要情报的才能。郭紫峻虽然说得云山雾罩，藏头露尾，但魏大铭很快就把握到了其中所潜在的重大价值。 等到郭紫峻走后，魏大铭立将此事禀报戴笠。戴笠的反应当然更为敏捷，当即借口赴东南沿海地区视察，亲赴安徽屯溪地区秘密进行布置，果然是一击而中，将程士范、高子文等徐恩曾手下几位从事物资走私与贩卖伪钞的人一举拿获，派人将他们先期押回重庆，关入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看守所。 戴笠将程士范、高子文等人严刑讯问，把此案原委弄清后，当即告知了蒋介石。徐恩曾在手下被抓后，连忙去找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帮忙，在陈氏兄弟的斡旋下，只处理了程士范、高子文等人。但经此一事，蒋介石对徐恩曾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最终在1945年初，撤去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本兼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