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戴戎光调任江阴要塞司令，在上任前，蒋介石亲自接见，要其务必坚守江防。让蒋、戴没有想到的是，江阴要塞已被地下党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等人暗中控制。 江阴要塞原任司令是孔庆桂，随着国民党军在各大战场的接连失利，蒋介石决定固守长江，准备换上可靠的少壮派军人来接替年老体弱的孔庆桂。 唐秉琳（江阴炮台总台长 ）、唐秉煜（要塞工兵营长 ）、吴广文（要塞守备总队总队长 ）分析了形势，认为如果调来了一个不熟悉的人，对工作的开展很不利。当时，在国民党陆军总部任少将军械处长的戴戎光，是苏北阜宁人，与唐秉琳、唐秉煜是同乡，比较熟悉，而且戴戎光与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关系也比较好。 于是，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积极活动，支持戴戎光来江阴要塞接替孔庆桂。戴戎光由于上有顾祝同撑腰，下有要塞人的活动，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江阴要塞司令。 蒋介石对江阴要塞的期望很高，要塞建制完整火力强大，计有：1个炮兵总台，配备重炮40多门和小口径直射火炮18门；1个守备总队，1个游动炮兵团，配备五七战防炮36门；此外还有1个工兵营。江阴要塞担负着由黄田港—黄山—尖山—张家港以东包括双山沙约25公里长江正面的守备任务，可以以重炮火力支援江北八圩港第21军的桥头堡，控制江面，防止偷渡，同时检查来往船只。由于江阴江面狭窄，黄山炮台地形险要，所以被蒋介石视为南京的可靠屏障。 江阴要塞的建制直属南京国防部，同时由于要塞是京沪间的重要防卫作战力量，所以又归第一绥靖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指挥。 戴戎光取代孔庆桂后，要塞的中上层军官，大都是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的，中层骨干中有些是军官学校毕业，也有行伍出身。戴戎光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收编了苏北盐阜一带的还乡团。 为了顺利地开展策反，要塞的地下党利用戴戎光来江阴后不断扩充实力的机会，有意识地物色了一些有正义感，思想进步，与戴戴戎光有同学、同事、同乡等关系的人分来炮台工作，以充实壮大力量。 1948年10月，派去江阴要塞联络的地下党唐坚华，路经苏北时突遭国民党特务逮捕，久押不放，原因不明。为确定下一步工作对策，地下党吴铭临危受命，被派去参与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 吴铭于1949年1月来到江阴，和要塞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吴铭和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等人分析讨论后，认为：要塞司令戴戎光调来江阴后，一方面感恩蒋介石、顾祝同对他的重用，同时也趁机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要抓住戴戎光的弱点，利用矛盾。要抓住戴戎光要大力扩充人员的有利时机，设法提名与戴有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人，到要塞担任要职。戴戎光来江阴要塞后，千方百计地捞钱，吃空饷，做生意，私放船过江等。这些事，唐秉琳、唐秉煜等人很清楚，与戴是“心照不宣”。戴与江苏省主席丁治磐以及国民党江阴县党部、县政府、自卫队之间，由于利益问题矛盾重重，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矛盾。 唐秉琳说：“我们（要塞地下党组织）已掌握了炮台总台长、守备总队长、游动炮兵团及国防部作战部门负责要塞业务等，还包括所有分台，参谋长梅含章也是同情我们的。同时，抓紧对要塞特务机构政工室的工作。我们在上层的工作比较成功，在中下级军官中也下了不少功夫。我们在军官总队中有意识地物色与我们比较熟悉、关系较好的对象，通过关系调到要塞来，如炮台大台长孟怀高、游炮团一营营长杨明光、工兵营副营长龙潜、通信连副连长李容南等。” 要塞地下党组织决定，主要由唐秉琳等4人去做上层工作，并明确暂不在上层军官中继续发展，工作重点集中在中下级军官中，进行分别排队，逐个分析，一个不漏，区别情况。 1949年2月，“隐而不退”的蒋介石在奉化召开军事会议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常州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召开师长和特种兵团长以上人员军事会议，戴戎光称病未去，由王德容（要塞游动炮团长）、唐秉琳参加。 会后，汤恩伯特地召见了王德容与唐秉琳，问及要塞设防情况，并叮嘱说：“要塞是京沪江防的支撑点，火力要加强，一定要有机动炮兵策应东西两翼才行。” 王德容向汤恩伯报告了情况，一味叫苦说：“要兵没有兵，要机械没有机械，修工事缺材料，搞通信无器材，真不好办哪！” 汤恩伯说：“现在是困难呀！兵你们自己招嘛，招多少是多少。武器正在要求美国援助，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先把台湾的运点来用嘛，工事叫工兵指挥部在订制的美国活动堡垒中拨点给你们，其余的你们自己修筑，通信器材我回去叫港口司令部拨发，还要弄点地雷，必要时把便于登陆的地点都布上雷。” 王德容与唐秉琳随口应付。后来，汤恩伯开的这些支票，除了从台湾运来了游动炮兵的火炮，以及上海运来的18门直射小口径火炮和2000枚地雷外，其他都没有兑现，相反，还从炮兵总台调走一个重炮营去上海加强防务。 这次会后，眼见解放军横渡长江在即，唐秉琳召集唐秉煜、吴广文等人，商讨起义相关事宜。忙着敛财的戴戎光对此则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