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胡适在海外读到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他下了一句评语：“真的有点肉麻”，“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1959年3月，身在海外的胡适读到了一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这本诗集让他颇有感慨，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评价。胡适认为这些诗词＂真的有点肉麻＂，尤其是备受推崇的《蝶恋花》词，在他看来＂没有一句通的＂。 胡适对《蝶恋花》的质疑主要在于押韵。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特意请教了语言学家赵元任。赵元任仔细研读后也认为，这首词的押韵确实存在问题，即使从湖南方言的角度来看，也很难说是押韵的。 胡适对毛泽东的诗词为何会有如此负面的评价？这其中有他长期以来对毛泽东的偏见。早在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胡适就对这个出身贫寒的青年不太友善。毛泽东曾在胡适的课堂上提问，却遭到了胡适的拒绝，理由是他不是注册学生。 两人的阶级差距也让胡适对毛泽东有一种优越感。当时胡适在北大的月薪是300大洋，而毛泽东只有8元。这种悬殊的收入差距，就像今天月薪20万的人看不起月薪5000的人一样。胡适大概万万没想到，这个出身卑微的图书管理员，有朝一日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胡适对毛泽东的《蝶恋花》评价很低，其实是因为他看到的版本有问题。正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中，毛泽东特意为这首词写了注释，解释了押韵的情况：＂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但胡适拿到的是盗版诗集，没有看到这个重要的解释。 毛泽东在注释中明确表示，他是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才选择保留原来的韵脚，而不是刻意去押韵。在毛泽东看来，诗词最重要的是抒发情感，表达志向，押韵只是一种形式，不能限制内容的表达。 事实上，《蝶恋花·答李淑一》在艺术表现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正如南宋诗论家严羽所说，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入神＂，言有尽而意无穷。毛泽东这首词意境深远，想象力丰富，已经超越了格律的束缚，体现出诗歌创作的真谛。 从这个角度看，胡适对《蝶恋花》的批评未免有些肤浅。他只看到了表面的押韵问题，却没有领悟到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这也反映出胡适在诗歌鉴赏方面的局限性。他过于拘泥于格律形式，没能真正理解诗歌创作的本质。 胡适对毛泽东诗词的批评，反映出他自身在文学创作和鉴赏方面的局限。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胡适的诗词创作水平其实并不出众。他写过一些诗词，如《蝴蝶》和《希望》，但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都比较平庸，难以与毛泽东的诗词相提并论。 胡适之所以对毛泽东的诗词吹毛求疵，可能也是因为他没有真正领悟到中国诗歌的精髓。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格律和声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诗歌的内在精神和情感表达。古代许多伟大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常常不拘泥于格律，而是自由抒发内心的情感。 相比之下，胡适似乎过于看重诗歌的形式，而忽视了内容的表达。他用格律的标准来评判毛泽东的诗词，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让他无法真正欣赏和理解毛泽东诗词的艺术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胡适虽然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但在文学创作和鉴赏方面，他的眼光和胸襟还有所欠缺。他对毛泽东诗词的批评，更多地反映了他自己的局限，而不是毛泽东诗词的问题。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洞察力，能够欣赏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拘泥于某种固有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