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钱钟书去世后，88岁的费孝通经常来陪杨绛聊天。有一天，杨绛突然自己很失态，费孝通离开时，杨绛说了一句：“楼梯不好走，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了。”从此，费孝通再也没有来过。 杨绛在清华读书时，不仅面容姣好，更是才气过人。她精通英语和法语，翻译功底深厚，在校期间就翻译了多部外国文学作品。 在那个年代，追求杨绛的人不在少数，据说多达七十余位。这其中既有文学才子，也不乏理科精英，但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钱钟书和费孝通。 钱钟书对杨绛一见倾心，写下了＂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诗句。他常常在图书馆里＂偶遇＂杨绛，两人时常探讨文学和翻译。 费孝通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经常邀请杨绛参加学术讨论会，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作为当时清华最年轻的讲师，费孝通的才华和前途有目共睹。 不过杨绛最终选择了钱钟书，她给费孝通写了一封婉拒的信，信中只说了一句简单的话：＂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从此，费孝通选择了默默退出。 1935年，24岁的杨绛与钱钟书结为连理。婚后的钱杨伉俪志同道合，一起研究学问，互相扶持。杨绛承担起了大部分家务，为的是让钱钟书能够专心治学。 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一同出国留学，在欧洲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求学时光。回国后，两人又一同在清华任教。 而费孝通则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社会学研究中，他在燕京大学任教，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婚姻虽然经历了起起落落，但在学术上的成就却蒸蒸日上。 他们偶尔在学术场合相遇，彼此都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礼节和克制。钱钟书会在学术研讨会上引用费孝通的研究成果，费孝通也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钱钟书的学术见解。 杨绛始终如一地支持着钱钟书的学术事业，她不仅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他最好的合作伙伴。而费孝通则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证明了他选择的道路同样精彩。 1998年12月，钱钟书离世的消息传遍了学术界。这一年，杨绛已经88岁，而费孝通也已年过八旬。 对杨绛来说，钱钟书的离去不仅仅是失去了丈夫，更是失去了六十多年的人生伴侣。她每天的生活重心从照顾钱钟书，转变为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大量手稿和未完成的研究。 杨绛搬到了北京一处高层住宅，开始了独居生活。她仍然保持着规律的作息，每天伏案工作，整理钱钟书的遗稿，同时继续自己的写作和翻译。 这段时期，杨绛在整理钱钟书的著作之余，也创作了多部回忆性质的作品。其中《我们仨》记录了她与钱钟书、女儿钱瑗的家庭生活，《走到人生边上》则反映了她对人生的思考。 费孝通在得知钱钟书去世的消息后，开始频繁拜访杨绛。他每次都会带着自己新出版的著作，请杨绛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错误。 这些拜访看似是学术交流，但在北京学术界却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人说费孝通是在尽同辈学者的情谊，也有人说他是在照顾孤寡老人。 费孝通此时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誉院长，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研究热情，不断发表新的研究成果。 在这些访问中，两位老人会谈论学术问题，也会回忆过去的岁月。他们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探讨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 杨绛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依然敏锐。她在与费孝通的交谈中，常常能对社会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 费孝通每次来访都会待上很久，从下午一直谈到夕阳西下。他们的谈话内容涉及文学、社会学、人生经验等多个方面。 这段时期的杨绛，虽然失去了最重要的亲人，但她并没有消沉。她继续保持着强大的精神力量，通过写作和整理钱钟书的遗作来寄托哀思。 在北京的文化圈里，人们都敬佩杨绛的坚强。她不仅要应对丧夫之痛，还要承担起保护和传播钱钟书学术遗产的重任。 费孝通的频繁造访，在某种程度上为杨绛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变化。但杨绛始终保持着一种优雅而克制的态度，她把这些拜访仅仅视为学术交流。 那天下午的谈话，原本也是从学术讨论开始的。但在谈到钱钟书的某篇未完成手稿时，杨绛突然变得异常激动，声音也开始颤抖。 送别费孝通时，杨绛站在楼道口，轻声说了一句：＂楼梯不好走，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了。＂ 从那天起，费孝通再也没有登门拜访。他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了社会学研究和政协工作中，继续为中国的学术发展贡献力量。 杨绛则更加专注于整理钱钟书的遗作，她陆续整理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钱钟书论学文选》等重要著作。这些整理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杨绛开始写作更多关于自己和钱钟书生活的回忆文章。她的笔触细腻真挚。 费孝通虽然不再登门，但他依然通过其他渠道关注着杨绛的近况。他在公开场合提到杨绛时，始终保持着学术界同仁应有的尊重。 杨绛晚年的生活重心，就是整理钱钟书的著作和书信。她要让世人更全面地了解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为人处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