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潜伏在中统成都区的地下党员李唯平，得知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不幸被捕。周俊烈被捕后严守秘密，称其现在是个失业者，工作也没有着落。得知这一情况，李唯平马上开始展开营救。 1946年，一场针对共产党员的秘密搜捕正在悄然展开。 国民党在成都的统治，主要依靠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系统，其中中统的势力尤为庞大。他们在城内设立了大量的情报站点，甚至渗透进工厂、学校和政府部门。 中统在四川的总部设在成都，下辖多个区站，每个区站都有专门的侦缉队。这些特务人员白天隐藏在普通工作岗位上，晚上则四处活动，搜集情报。 为了打击中共地下组织，中统采取了多种手段，比如在重要场所安插眼线，收买商贩和车夫做信息员，甚至在茶馆和饭馆里安排暗探。每天，大量的情报汇总到中统总部，再经过分析筛选。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李唯平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却成功打入了中统内部。他用的是另一个身份：李长亨，一个在中统内部颇有地位的情报员。 李唯平和周俊烈的相识，要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当时的李唯平还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而周俊烈已经是一名地下党员，负责在四川地区开展秘密工作。 两人的接头地点经常选在人多嘈杂的茶馆，或是僻静的公园角落。为了确保安全，他们还约定了多种暗号，比如在公共场所相遇时，要用特定的问候语。 周俊烈看中了李唯平的能力和忠诚，在1939年10月，经过组织考察，正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统内部，李唯平表现得格外活跃，经常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同事打成一片。他甚至创办了一个名为＂青年互砺社＂的社团，吸引了不少中统的年轻干部加入。 通过这些活动，李唯平不仅掌握了大量情报，还在中统内部建立起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这些关系后来成为他营救同志的重要资源。 而周俊烈则继续在暗处开展工作，他们之间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每次接头都要经过严密的计划，选择不同的地点和时间，用各种隐蔽的方式传递信息。 到了1946年，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国民党加强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许多地下党员被迫转移或者改变身份。中统的搜查网越织越密，每一个地下工作者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1946年8月，周俊烈被中统特务逮捕。这个消息迅速传到了李唯平的耳中，当时他正在中统成都区工作。 周俊烈被关押在中统成都区的一处秘密审讯室内。在审讯过程中，他表现得异常镇定，始终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失业者。 审讯者对周俊烈施加了多种压力，但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面对审讯，周俊烈装作对共产党一无所知的样子，这种表现让审讯人员也感到困惑。 中统方面派出了多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专家，轮番对周俊烈进行审讯。但周俊烈始终保持着一致的口径，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普通人，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 李唯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始筹划营救行动。作为中统的一名情报员，他深知贸然行动的危险性，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经过仔细观察，李唯平发现负责这个案子的审讯官是杜石公。这个杜石公之前受过李唯平的帮助，两人关系还算不错。 李唯平注意到，最近中统内部正为大量悬而未决的案件发愁。很多案子没有进展，只能把犯人关在监狱里，这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还占用了大量人力物力。 于是，李唯平约杜石公吃饭，借机谈起了工作上的事。在饭桌上，李唯平提到了目前中统面临的困境，特别是那些没有进展的案件。 李唯平向杜石公分析说，这些案子如果一直拖着不放，不仅会消耗大量资源，还可能影响上级对办案效率的评价。而且这些犯人在监狱里的伙食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杜石公对这个说法很认同，他也觉得这些案子确实成了负担。李唯平趁机建议，可以把一些没有明确证据的案件集中起来，写个请示报告，请求上级批准处理。 这个建议正中杜石公下怀，他随后就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份签呈。签呈中列出了一批没有进展的案件，包括周俊烈的案子。 这份签呈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在一批待处理的案件中，周俊烈的案子也被列入了释放名单。 就这样，通过李唯平的巧妙运作，周俊烈获得了自由。这次营救行动，既没有惊动中统的高层，也没有暴露任何地下党组织的信息。 周俊烈获释后，立即按照地下组织的安排转移到了安全地点。李唯平在中统的身份不仅没有受到怀疑，反而因为妥善处理积压案件而受到表扬。 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经验，后来被地下党组织总结推广。 从此以后，李唯平继续以李长亨的身份工作，逐步打入中统的核心层，担任了省特会的重要职务。 在这个位置上，李唯平获得了更多接触核心机密的机会。他能够提前知道中统的行动计划，及时向组织通报情况，帮助更多的同志躲避危险。 1949年，李唯平一直坚守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四十五师三一二师副师长，继续为革命事业收集重要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