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彭老总被免去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并搬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他的夫人浦安修也受到牵连，变得惊恐不安，因而多次埋怨老总：“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 1936年，随着大量青年知识分子涌入延安，彭德怀在八路军的生活中收到了很多欣赏的目光。当时，彭德怀已经接近四十岁，仍孑然一身。这些青年人的到来为陕北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包括很多优秀的女青年。 尽管如此，彭德怀对于任何可能的新关系都持保留态度，因为他在心里始终念着他在湖南的第一任妻子刘坤模，虽然已经多年未曾得到她的消息。 1937年10月，彭德怀意外收到了刘坤模的来信，这让他心中久违的情感波动再次激荡。两个月后，他在延安与久别近十年的妻子重逢。 刘坤模在无消息的七年间，经历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顿。在陶铸母亲的介绍下，她最终选择了与一个武昌的教师结婚。抗战爆发后，彭德怀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新闻中，刘坤模才得知彭德怀仍在人世，于是她抱着重逢的希望，寄出了那封信。 彭德怀深知两人已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他劝刘坤模回归家庭，毕竟孩子需要母亲的照顾。彭德怀的生活再次回到了单身状态。 虽然有人试图为他重新牵线搭桥，他总是以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为由拒绝所有的婚姻介绍。最终，通过陈赓的努力，彭德怀在观看球赛时，被巧妙地介绍给了浦安修。 浦安修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因战乱未能返回校园，转而加入抗日工作。她在高中时就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大学期间正式成为党员。 两人的相遇，虽然出于陈赓的精心安排，但他们之间的情感却是真挚的。彭德怀对浦安修的聪明才智和坚定忠诚深感敬佩。他们的婚姻虽然因战争而时常分离，但浦安修始终展现出对彭德怀的深刻理解和支持。 直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因其直言不讳，提出了对时局的不同看法，结果遭到了尖锐的批评。这场政治风波不仅关乎彭德怀个人的命运，还深深影响了与他相伴二十年的妻子浦安修。 浦安修得知丈夫在庐山的困境，她曾想借机前往庐山，希望在自然美景中寻找片刻的慰藉，也想借此机会与彭德怀共度时光。然而，当她打电话给彭德怀时，对方的回答却是冷冷的一句：“你最好别来！” 事态的发展远比浦安修预料的要严峻。彭德怀在政治会议上的坦诚，让他面临了极大的压力。在心灵和职责之间挣扎，彭德怀最终做出决定，要求浦安修来到庐山。他通过警卫参谋景希珍传达了这一决定。 浦安修踏上了前往庐山的路程，满心欢喜以为这将是一次释放压力的旅行，未曾想到等待她的却是震惊一幕。 到达庐山后，浦安修首先看到的是满桌的文件，标注着“反党集团”的字眼，这让她心中泛起了巨大的波澜。彭德怀向她展示了这些文件，并告诉她，这是对他的不实指控。尽管彭德怀对这些指控进行了否认，但浦安修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将不再平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德怀回到北京，被迫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打击。他们的家庭生活因政治风波日益紧张，每次谈话都不可避免地回到庐山事件，浦安修的眼泪成了常态，而彭德怀却无法提供任何慰藉。 事态进一步恶化。浦安修在北师大面临同事的疏远和连绵不断的审查。她的生活空间日益缩小，她甚至将个人物品逐渐搬往学校。彭德怀对此深感无力，尽管他努力维系这段婚姻，但两人之间的距离似乎已难以弥合。 1962年，这种压力最终使浦安修做出了决定，她北京市委提交了离婚申请，这份申请最终被提交给中央办公厅和邓小平。邓小平的批示表明，家事不由他干预。彭德怀得知后深感无奈，但也表示理解浦安修的决定。 1973年，彭德怀被确诊患有晚期直肠癌。这位老将军的健康迅速恶化，到了1974年8月，病情已十分危急。在这期间，北师大的浦安修接到了两位彭德怀专案组成员的通知。 他们向她透露了彭德怀的病情，并留给她一个选择：是否前往看望老将军。这个问题让浦安修处于两难之间，她最终决定不前去看望。 这一决定并非出于冷漠。早在1965年，彭德怀奉命前往西南参与三线建设。彼时，浦安修曾前去送别，此事后来被别有用心的人士大做文章。 基于过往的经历，浦安修对于可能引起的政治风波感到忧虑，担心再次成为攻击的目标。尽管专案组的成员强调这是组织的安排，浦安修仍然选择了谨慎，她提出的疑问无人能答：“今天你们在可以证明，明天你们不在由谁证明？” 彭德怀病逝前，在日记中记录了对浦安修的思念，而浦安修也曾将他的照片贴身保藏。尽管如此，两人未能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阶段再次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