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44旅很排外，只认旅长徐海东，两大元帅都镇不住。毛主席闻此，怒气说：“这344旅不像话，没人治了是吧，那就派黄克诚去整顿下歪风！” 在193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游击队，其核心成员包括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家。这支队伍后来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标志着西北地区首次拥有了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 起初，红26军的兵力非常有限，只有一个由两个团组成的42师，人数仅有500余人。然而，面对艰苦的环境和严峻的斗争，这支部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渐壮大。 到1934年底，红26军已发展为4个团，人数增至近3000余人。他们的成长，不仅在人数上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在战斗经验和战术运用上取得了质的飞跃。 1935年9月18日，红26军在陕西延川永坪镇与到达陕北的鄂豫皖红25军和陕北红27军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不仅是军力的汇聚，更是战略上的重新整合，最终决定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 红26军的42师与西北义勇军合编为新的红78师，这一调整标志着红26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和增强。 红26军从创建到被编入红15军团，几乎独立奋战了近三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们不仅巩固并扩大了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还确保了这一地区成为全国唯一较为完整的红色根据地，为后来的红军长征提供了关键的“落脚点”。 1935年11月，红78师随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此后，红78师参与了包括崂山、榆林桥、直罗镇在内的数百次战役和战斗，累计歼敌约2万余人。 这些战役中，红78师展现了出色的战斗技巧和高昂的战斗士气。特别是在韩先楚担任师长期间，红78师更是以胆大包天的战斗风格，迅速连克定边、盐池两座城池。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原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而红15军团则改编为115师344旅。在平型关战役中，344旅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占领蔡家峪和西沟村，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这一行动使得八路军115师在战斗中消灭了1000多名日军士兵，标志着八路军自抗战爆发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战后，344旅的士气高涨，尤其是其中的年轻将领。然而，旅长徐海东因肺部感染严重，不得不暂时离开部队接受治疗。在他缺席的情况下，344旅的纪律和军队作风出现了松懈。 朱德和毛主席决定任命黄克诚为344旅旅长，黄克诚以其正直和勤奋的性格，被寄予厚望来整顿旅中风气。黄克诚的上任并未顺利，许多年轻的旅内将领对他的领导持保留态度。 他们对黄克诚的指令表面遵从，实则不甚理会，这些年轻将领依旧坚持以战绩为优先，对资历深的黄克诚不予真正的服从。 面对这种情况，黄克诚多次强调部队纪律与作风的严格要求，尝试巩固他的权威和提高士兵的战斗力。为了辅助黄克诚，朱德决定增加344旅的领导层人手，提名田守尧为副旅长。 田守尧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深得黄克诚的信赖，本已准备就任。然而，由于一些中央军委成员的反对，他的任命被突然取消，这对田守尧造成了极大的情绪打击，并在部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他未能出席徐海东的送行仪式，更在部队中公开对组织表达不满。 这一系列行为引起了朱德的强烈不满。朱德要求田守尧在全旅范围内进行公开检讨。初步检讨会上，田守尧沉默不语，黄克诚先行发言，朱德对此更为生气。最终，田守尧认识到了错误，承诺将改正自己的行为，他的努力在数年后得到认可，最终赢得了副旅长的职位。 与此同时，另一位副旅长候选人张邵东也面临问题。他因私生活问题被部队内外广泛批评，甚至涉及到与地主家女儿的不当关系，此事经群众举报后，张邵东选择夜间潜逃，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八路军的形象和纪律。 情况紧急之下，毛主席亲自介入，决定派遣343旅685团的团长杨得志担任344旅旅长，以期彻底改革旅中风气。杨得志在朱德的嘱托下来到344旅，他的到来迅速改变了旅中的风气。 杨得志不仅在军事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更擅长思想工作，他与黄克诚的合作密切，共同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在杨得志和黄克诚的共同努力下，344旅的年轻干部再也不敢搞山头主义，部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有了显著提升。 随着抗战的结束，344旅被编入新四军第三师，并最终南下东北，加入了东北野战军。在东北的解放战役中，344旅在辽沈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连续击败国民党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