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和杜月笙矛盾激化，在蒋经国的支持下，宣铁吾先拿杜门第一红人万墨林开刀，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我要枪毙他。” 杜月笙，一个出身贫寒却在上海社会上位至极高地位的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充满了奋斗与权谋。最初，杜月笙以贩卖水果为生，他的早年生活并不富裕. 但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逐渐跻身于上海的黑帮世界。被称为“水果月笙”的他，最终成为了“上海皇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0世纪初，上海的地下世界格局复杂，各派系为了利益不断地角力。在这个背景下，杜月笙在上海的黄金地段——外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开设了一个赌场。 赌场开业后，吸引了大量的富豪和赌客，成为杜月笙财富的重要来源。车水马龙的场景成为了该地区的日常，赌场日进斗金，杜月笙的财富和影响力也随之水涨船高。 然而，这样的成功并非没有挑战。三合会，另一股强大的黑帮力量，对杜月笙的成功感到嫉妒。他们试图通过勒索来分一杯羹，要求杜月笙上缴赌场三分之一的收入。 作为新晋的黑帮头目，杜月笙本能选择避免与三合会正面冲突，然而对方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杜月笙坚决拒绝。 三合会对此大为光火，派遣手下到赌场制造混乱，甚至破坏了赌场的电力设施，向赌场投掷手榴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种直接的暴力行为激起了杜月笙的强烈反击。决心维护自己地盘的杜月笙，指派手下在一夜之间果断行动，将三合会的三位头目斩首，以此示威。 随后，这三位头目的头颅被整齐地摆放在三合会的门前，这一举动震动了整个上海滩。杜月笙通过此事确立了自己在黑帮中的威望，各帮派对他的态度由忌惮转为敬畏。 杜月笙的影响力不仅限于黑道，他在政治上也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未曾向日本投降，保持了一定的民族尊严。 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地位，支持了抗日战争。当他的同乡及青帮核心成员张啸林投靠日本成为汉奸后，杜月笙果断将其除去，显示了他对民族利益的维护。 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对于杜月笙来说，这不仅标志着抗战的胜利，更似乎预示着他个人权势的复兴。杜月笙自视为抗日战争中的有功之臣，心中自然期待以昔日荣光重返上海，甚至幻想自己能够出任上海市长。 然而，战后的政治格局已经今非昔比。在他未动身前往上海时，杜月笙收到一封来自军统局长戴笠的密信，信中透露了蒋介石的用人计划。内容显示，钱大钧，一位国民党元老及陆军中将，将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副市长的位置将由吴绍澍担任。 对于杜月笙而言，钱大钧的任命尚可接受，但吴绍澍的晋升则是对他极大的打击，因吴曾是他的下属，如今却晋升为高位，令杜难以面对这种师徒地位的颠倒。 遭遇此情此景，杜月笙决定不再大张旗鼓地庆祝自己的58岁生日，而是踌躇满志地打算低调回到上海，期望能够恢复昔日地位。 他提前下了火车，本希望能有一些旧日的政界、军界朋友出来迎接，然而，他的到来并未引起任何波澜，没有一个人前来接待。杜月笙心中的落差与失望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在他到达之前，上海北站就已经贴满了反对他的标语，如“打倒社会恶势力”和“打倒杜月笙”的口号随处可见。 一时之间，杜月笙从昔日的上海霸主变成了众矢之的。他试图与吴绍澍会面，希望能够以长辈的身份化解尴尬，但吴绍澍以工作繁忙为由婉拒了他的请求。 接下来的日子里，吴绍澍的态度更加强硬，他不仅拒绝接见杜月笙，还利用《真言报》等媒体发起了针对旧上海帮派的舆论攻势。 在吴绍澍的默许下，一些与杜月笙有关的人物也开始遭受打压。例如，他的一个门徒因涉嫌汉奸罪被枪决，而与他有生意往来的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也因多项罪名：“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被投进监狱。 杜月笙的情况愈发困难，甚至遭到变相的软禁。在国民党为支持内战而发起的“救济特捐”筹款活动中，因为筹款目标未达到，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限制了杜月笙的自由8小时，直到他被迫出资才得以恢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