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55年被低授少将衔的两名纵队司令，其实都有隐情。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成为国家军事发展的重要目标。随着革命战争的结束，过去沿用的供给制逐渐显现出局限性，特别是在职务等级、待遇分配和军队管理等方面难以满足现代化军队的需求。1952年，中央决定在军队内推行军衔制度、薪金制度、征兵制度和勋章奖章制度，以此奠定解放军正规化的基础。 在推行军衔制度之前，解放军主要实行供给制，这一制度在战争年代强调资源共享和平等分配，具有较高的适应性，但在和平时期暴露出一定问题。官兵之间的待遇差距不明显，仅在饮食和服装标准上有所区别。例如，师职以上干部享用小灶，伙食标准相对较高，营以下干部则只能吃大灶，服装方面也存在类似分级。然而，这种差异未能完全体现职务和贡献之间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对一些职务不明确的机关干部来说，更难以界定等级和权责。 为解决这些问题，1952年底，由总干部部牵头，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总参谋部军务部共同参与，开始制定军衔制度草案。这一过程借鉴了苏军的经验，同时结合了解放军的实际情况。草案经过反复讨论和调整，最终在1955年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成为解放军历史上首个系统化的军衔制度。这一制度将军衔分为六等十九级，包括元帅、将官、校官、尉官、军士和兵六大类别。其中，最高级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这是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帅设立的象征性荣誉，体现了制度的层次感和规范性。 在此基础上，军衔制度将职务、资历和能力紧密结合，明确了官兵在军队中的角色定位。将官分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校官和尉官各设四级，军士和兵则分别设置为三到两级。这种设计不仅便于对军队成员进行管理和考核，也增强了军人的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薪金制度的引入与军衔等级直接挂钩，为官兵提供了更明确的晋升激励，同时解决了供给制下待遇模糊的问题。干部和战士能够根据军衔和职务领取相应的薪金，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军队的积极性。 然而，军衔制度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平等观念，使得部分官兵对等级制度存在抵触情绪。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军人，他们习惯于以资历和战功为主要评价标准，对军衔这种外在象征的接受程度有限。此外，如何将军衔制度与解放军传统精神相结合也是一大挑战。毕竟，革命年代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牺牲精神，而军衔制度不可避免地引入了一些等级意识和个人荣誉的成分。 尽管如此，军衔制度的实施仍然取得了显著成效。它不仅提升了军队的管理水平，也推动了解放军向职业化和正规化迈进。通过明确官兵的等级和职责，军衔制度为部队的组织运行提供了规范化保障。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官兵的晋升机制更加透明，个人发展路径更加清晰。同时，军衔制度的建立还为解放军争取国际军事合作创造了条件，使其逐步与世界先进军队接轨。 军衔制度的成功还得益于薪金制度的配套实施。在供给制向薪金制的过渡中，军队内部的待遇差距逐步合理化，为官兵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激励。这一转变不仅改善了军人生活，也提升了军队的士气与战斗力。在这种背景下，解放军从一支革命化的人民军队向现代化的职业军队迈出了重要一步。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予军官军衔，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然而，在这次授衔过程中，有两位原四野的纵队司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都是战功赫赫的老革命，按理说应该获得更高的军衔，但最终都只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两位将领就是原八纵司令员段苏权和原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 段苏权是贺龙元帅的老部下，他的革命生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也随之北上，但根据组织的安排，段苏权所在的独立师被留在川黔边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不幸的是，在敌军的强大火力打击下，独立师的队伍最终被打散。段苏权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不得不暂时离开队伍。 按照正常情况，以段苏权的资历和贡献，在1955年授衔时应该获得中将军衔。然而，由于他有过那三年离开组织的经历，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尽管这段离队经历是由于战争环境所迫，并非主动脱离组织，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组织上还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最终决定给他授予少将军衔。 与段苏权的经历类似，贺晋年的军衔授予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曲折。在东北期间，贺晋年与当地的主要负责人有着较多工作交集。后来，当这些负责人遇到政治问题时，贺晋年也受到了牵连，最终组织上决定授予贺晋年少将军衔。 虽然这个军衔仍然低于贺晋年应得的级别，但至少避免了更大的遗憾。这个决定也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军衔授予工作面临着多重考量因素。不仅要看个人的能力和贡献，还要考虑政治背景和历史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