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权力平衡机制：--皇帝：否决权-内阁：票拟权（建议权）-六科：封驳权--破坏平衡机制：厂卫（东厂、锦衣卫）之设。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面临一个重要的政治抉择：如何避免重蹈元朝权臣专政的覆辙。在元朝的统治经验中，丞相制度导致了中央政权的衰弱，权臣把持朝政的现象十分普遍。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废除丞相制度。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架构，开创了皇帝直接管理六部的新模式。 在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下，原本由丞相统领的六部各自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这种制度设计的直接后果是大大增强了皇权的控制力，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监督，朱元璋对御史台进行了重大改革。他将御史台的职权进行细分，设立了左都督府，专门负责监察百官。这一机构的特点是不受六部约束，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然而，单纯依靠常规监察系统还不足以满足统治需要。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专门设立了锦衣卫，这支特务机构成为皇帝的耳目，负责秘密监察文武百官。 到了永乐年间，朱棣在继承父亲制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权力重构。他认识到仅靠锦衣卫还不足以完全掌控局面，于是设立了东厂，由太监掌控，形成了特务系统的双轨制。 永乐帝执政期间，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开始在文渊阁设立内阁。这个机构最初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负责处理日常政务文书，成员多由翰林院学士担任。 内阁的设立看似是一个行政效率的改进，实则暗含着永乐帝的深谋远虑。他给予内阁成员较低的品级，却要求他们处理繁重的政务，这种制度设计确保了内阁不会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这一时期，文官与内廷之间的权力较量已经初现端倪。一方面是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他们掌握着丰富的行政经验和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是以东厂太监为代表的内廷势力，他们依靠亲近皇帝的优势，在政治博弈中逐渐站稳脚跟。 至此，明朝初期的权力体系框架基本形成。这个体系的特点是：皇权至上，多重监察，文武分立。这种制度设计为后来明朝特色的权力平衡机制奠定了基础，也埋下了权力斗争的隐患。 明朝中期，内阁的权力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最初，内阁成员各自独立处理政务，向皇帝提出建议，这种模式导致政令不统一，效率低下。 随着时间推移，内阁逐渐获得了独特的＂票拟＂权力。这项权力使内阁成为朝廷政策的起草者，所有重大政务都需要经过内阁成员集体讨论后提出建议方案。 在这一过程中，内阁首辅的地位日益突出。首辅作为内阁的领袖，统筹全局，协调各方意见，实际上承担了原本丞相的部分职能。 六科给事中作为朝廷的监察机构，拥有独特的封驳权。他们可以对六部的政令提出质疑和否决，这种权力确保了政令执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都察院与六科形成了互补的监察体系。都察院主要负责地方官员的监察，而六科则专注于中央各部门的监督，两者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 这种双轨制的监察体系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权不仅是一种监督手段，更是政治制衡的重要工具。 皇帝通过＂批红＂制度保持着最终的决策权。在这种制度下，内阁提出的建议必须经过司礼监的审核，最终由皇帝或者秉笔太监做出决定。 司礼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皇帝与文官系统之间的桥梁，司礼监的太监们既要传达皇帝旨意，又要审核内阁提案。 皇帝的否决权是整个权力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即便内阁和六部达成一致，皇帝仍然可以否决任何决策。 这种三足鼎立的权力结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内阁通过票拟权掌握政策制定的主动权，六科给事中通过封驳权实现监督制衡，而皇帝则通过否决权保持最终控制。 这个体系的运作过程十分复杂。一项政策从提出到最终实施，需要经过内阁票拟、六科审查、司礼监复核等多个环节。 东厂和锦衣卫作为明朝特务机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收集网络。这个网络遍布朝廷内外，能够及时掌握各级官员的动向和民间舆情。 两个机构虽然职能相似，但各有特点。锦衣卫具有军事背景，以武官系统为主，而东厂则完全由太监控制，更贴近皇权核心。 随着时间推移，这两个机构的权力不断扩张。他们不仅拥有调查权，还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司法权，可以直接逮捕和审讯官员。 厂卫系统的存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政治运作。内阁提出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厂卫系统的干预和影响。 特务机构的崛起，导致言官系统的地位不断下降。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权在厂卫的压力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制衡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决策效率出现了严重问题。任何重大政策的制定都变得异常复杂，需要平衡各方势力的利益。 政治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畸形发展。一方面是以内阁为代表的正常行政系统，另一方面是以厂卫为代表的特务系统，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