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留守在苏区的10位重要领导人，仅一人见证新中国成立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迎来了最为严峻的时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中央苏区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项英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他们将带领1.6万名红军战士和3万名游击队员坚守阵地。这支队伍中包括了江西境内的12000多名战士和福建境内的4000多名战士，以及3万多名伤员。 留守部队的组建过程紧张而有序，每个人都深知肩负的重任。中共中央分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负责指导各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工作。 中央政府办事处则主要处理民政、经济等事务，努力维持苏区的正常运转。这样的组织构建为后续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实际的军事指挥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当时担任军事指挥的博古采取了与敌人硬碰硬的战术，这种做法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显然是不明智的。 项英作为分局书记，继续执行这一错误战术。在一个月内，留守红军损失惨重，多个根据地相继失守。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压境，留守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他们的兵力本就有限，现在还要分散在各个战区，难以形成有效的防御态势。 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加上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让留守红军在短时间内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11月中旬，多个重要战略据点相继失守。 这种正面硬拼的战术不仅消耗了宝贵的军事力量，也影响了根据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留守红军不得不在战斗中不断调整策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博古的指挥失误暴露出当时红军高层在军事指挥上的不足。这些教训也为后来遵义会议上的军事路线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 主力红军离开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对苏区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他认为中央苏区已经是红色政权的核心区域，必须彻底铲除。 1934年11月中旬，留守苏区的红军遭遇了一个重大危机。与中央红军的通讯完全中断，使得留守部队在战略决策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电台设备的损坏和敌军的电波干扰，让各个游击区之间也难以保持联系。这种状况导致留守红军无法获得新的指示，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 在国民党军队的持续进攻下，苏区的活动范围不断被压缩。到1934年12月，留守红军的活动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方圆不足百里的区域内。 这片区域内的红军将士面临着极度困难的处境。食品补给困难，武器弹药短缺，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但他们依然在坚持战斗。 1935年1月，项英终于意识到继续采用正面对抗的战术已经不可行。他开始调整战略，决定全面转入游击战的方式进行斗争。 蒋介石对苏区采取了＂斩草除根＂的政策。他下令对苏区进行全面的军事清剿，同时实施经济封锁，试图彻底摧毁红色政权的基础。 国民党军队在进攻过程中烧毁房屋，破坏农田，抢夺群众财物。这种残酷的政策给苏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留守红军不得不寻找新的战术来保存力量。他们开始采取小规模的游击战术，在山区与敌人周旋。 游击队将大部队分散成小股，依托地形优势，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这种方式虽然无法改变整体战局，但为保存革命力量争取了时间。 各个游击区的红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他们白天隐蔽在山林中，夜间出来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补给线。 1935年初，留守苏区的十位重要领导人中，有九位在突围过程中相继牺牲。这段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 瞿秋白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红军主力长征时因肺病留在江西瑞金。他在担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期间，即使身患重病也坚持工作。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他在狱中依然保持着革命者的坚定信念，直到6月18日从容就义，年仅36岁。 同月，年近六旬的何叔衡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位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窗的老革命，用生命实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作为红军独立师师长和闽赣军区司令员，在1935年4月的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在瑞金红林山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贺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河畔遭遇敌军伏击。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他宁死不屈，用生命捍卫了共产党员的尊严。 刘伯坚在1935年3月的突围战斗中，为掩护战友左腿负伤被俘。他被关押在大余监狱期间，始终坚贞不屈。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上壮烈牺牲，时年40岁。 在这些牺牲的领导人中，只有陈毅成功突围并最终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带领部队在敌后坚持斗争。 陈毅在梅岭被围困时，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这首诗中＂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句，展现了革命者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