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毛主席的这句话，把徐向前推上了一个注定不太平的位置。1967年初的北京，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徐向前的生活轨迹。当时已经习惯了养病生活的他，突然被告知要出任军队文革组长。这个任命来得莫名其妙，连提议者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旗手。 徐向前上任后马上就碰上了"一月风暴"。军队里乱成一锅粥，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位老帅二话不说，直接杀到林的驻地毛家湾，硬是要把军队的问题摆上台面说道说道。可惜好心办坏事，他主导制定的"军委八条"反倒给自己招来了麻烦。旗手阴阳怪气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适合干工作了。"这话说得，怎么听怎么不是滋味。 1967年，徐向前被撤掉军队文革组长一职，最搞笑的是，当徐向前被撤职那天，他不但没生气，反而高兴地开了瓶酒庆祝。"谢天谢地，终于不是组长了。"这话说得，让人哭笑不得。 如同贺龙在湘鄂西以两把菜刀为起点，书写了一段传奇般的起家史，吴光浩等人在起义之初，则是依靠着一支被称为“拐子枪”的简陋武器，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吴光浩的牺牲，如同晴天霹雳，但为了不让这股悲痛之情削弱队伍的斗志，上级决定暂时封锁消息，而徐向前，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副师长的身份，毅然挑起了师长的重担，肩负起了引领队伍前行的使命。 红三十一师，虽号称拥有四个团的编制，但实际上下辖的仅是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不过五十至六十人，合起来也不过三百余众，规模尚不及一个标准的营。这支队伍的构成，除了徐向前等寥寥几位外来的干部，其余全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们对这片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徐向前初来乍到，面对这陌生的环境与人群，他的山西口音成了交流的障碍，当地人的话他也难以完全理解，往往需要借助“翻译”才能沟通。语言，这本应是最基本的交流工具，在此刻却成了横亘在他与战士们之间的鸿沟。加之徐向前身材高瘦，面容清癯，长脸小眼，并非那种一眼就能让人印象深刻的英雄形象，这无疑增加了他在短时间内赢得信任的难度。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中坦诚地说：“对于外来干部而言，要获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不久之后，徐向前刚到鄂豫皖地区，便遭遇了“罗李会剿”的严峻考验。这片区域原是新桂系的势力范围，但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获胜后，急于铲除红军这一心腹大患。于是，桂军降将罗霖主动请缨，蒋介石则命由河南土匪武装改编的李克邦部与其协同作战，企图一举消灭红军。由于事先未能获得敌人“会剿”的情报，部队分散各地进行游击战，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徐向前临危不乱，迅速将身边的两个大队一百余人集结起来，迎头对抗已逼近眼前的罗霖部队，最终取得了胜利。 徐向前一生为人低调，从不炫耀功劳。人们问起他的功绩，他总说："革命是群众的事业，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这话听着朴实，却透着一股子大将风范。 徐向前和叶剑英同为新中国元帅，二人相交六十余年，一开始是黄埔军校中的师生，而后成为了并肩战斗的挚友。叶剑英在东山中学求学时，不仅门门功课成绩优异，更展现出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深受校长和教师的赏识与赞誉。他学识广博，多才多艺，是同学们心中的楷模，大家对他评价极高，称赞他“学问渊博，体魄强健，朋友遍天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叶剑英始终如一地关心和支持群众工作，他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力和智慧。在主政北平期间，为保障群众健康，北平城区掀起了清洁运动。叶剑英提出：“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动员群众上，必须让他们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觉行动起来，让群众与人民政府携手合作，共同完成任务。”正是由于叶剑英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确保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他深知，人民群众是政权稳固的基石，若政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政权便如无源之水，难以长久。 1950年1月，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重点汇报了广州市的治安、供应及金融问题，并明确指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动员干部，依靠群众，特别是要依靠广州的工人和学生。”同年4月，他出席华南分局联合办公会议时，又提出了广东工作的五个重点，其中首要之务便是“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在叶剑英的正确领导下，华南地区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事业，它需要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叶剑英强调，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信群众，依靠群众。他曾说：“我们要永远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永远相信和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样，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不胜。”1982年5月，他在与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交谈时，再次强调：“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中群众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叶剑英的这番期望，不仅是他多年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更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年轻干部的殷切期望与深情关怀。
